《春秋》《官礼》“意可互求”的认识,还被章学诚运用于探讨史书的体例。他多次提出如下类似的看法:“史家书志之原,本于《官礼》”。(68)“史家书志一体,古人《官礼》之遗也”。(69)“尝议书志一体实《官礼》之遗,非三礼之谓也”。(70)即纪传体虽源于《春秋》,但其中的书志则是源自《官礼》。这个认识大约受到刘知畿书志出于三礼说的影响,章学诚对其作了修改,指出“刘氏《史通》知书志为三礼之遗,不知《史记》之《天官》、《平准》名篇,乃是官名。”《史记》的《天官》、《平准》等书,犹以官职名篇,但其余的书志没有体现《官礼》之意,到班固撰写《汉书》,则将《天官》改为《天文》,改《平准》为《食货》,“全失《官礼》之意矣。”(71)章学诚认为这给后世的史书记录制度带来了极为恶劣的后果:“自司马八书,孟坚十志,师心自用,不知六典之文,遂使一朝大典,难以纲纪。后史因之,而详略弃取,无所折衷,则弊之由来,盖已久矣。”如《新唐书》书志类名目竟达十三个,五十卷,官府簿书、泉货注记,分门别类,惟恐不详。《宋史》、《金史》、《元史》三史繁猥愈甚,“是殆欲以《周官》职事,经礼容仪,尽入《春秋》,始称全体。”这必然导致史文繁芜,体例旁杂,史事反而隐晦不显。章氏认为都是“不知以当代人官为纲纪,其失则散。”(72)而且典章的记载昧渊源而详名数,典雅不如班、马之可诵,实用不如掌故之详明,正所谓驴非驴,马非马。 章学诚认为“书志之体宜画一”,如太宰、太史、宗伯都掌管邦国的六典;但各有职事之轻重详略,因此,他建议“史家书志,自当以一代人官为纲领矣;而官守所隶,巨细无遗,势难尽著,则择其要者。若天文、地理、礼乐、兵刑,略如八书、十志例,而特申官守所系以表渊源;而文则举其梗概,务使典雅可诵,而于名物器数,无须屑屑求详,听其自具于专门掌故之书,始可为得《官礼》之意,而明于古人之大体者也。”(73)史家书志以当代职官为纲领(纲纪),以官守所系追源溯流,至于名物器数,则不必过于详细完备,这是他就正史书志积弊所提出的革新方案,“叙事溯典,当取一代人官为纲领,而重轻详略,则作者自为权衡,此义明。则诸史书志不致参差矣。”(74) 纪传体书志,应以一代人官为纲领,侧重追源溯流,那么名物器数等掌故自然不能过于详细,如欲详备,自当另立门户,如杜佑的《通典》,王溥的《唐会要》,即“史志存其纲领,而掌故别具其详,后史自宜师法其意,庶不至于繁简失当矣。”(75)“政教典训之大,自为专书;而人官物曲之细,别存其籍,其义各有攸当。故以周孔经纶,不能合为一也。”“史家纲纪群言,将勒不朽,而惟沾沾器数,拾给不暇,是不知《春秋》、《官礼》,意可互求,而例则不可混合者也。”(76)《春秋》、《官礼》,意可互求,典制体与纪传体两类史书在内容上可以互相补充,但体例不可混合,自唐代刘秩的《政典》及杜佑《通典》诞生,就表明“唐人已有窥于典章制度,不可求全于史志也”。他们二人已认识到君臣事迹,纪传可详,制度名数,书志难于赅备,故创立专门的典制体作为弥补。五代两宋,会要体出现并有大的发展,与刘、杜之书,同源异流,大要皆综核典章,别于史志,义例昭然。“纪纲唐宋制度,使与纪传之史相辅而行;则《春秋》、《周礼》,并接源流,弈世遵行,不亦善乎?”(77) 注释: ①《章氏遗书》卷十三《论修史籍考要略》,载于《章学诚遗书》,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 ②《章氏遗书》卷十三《与陈观民工部论史学》附录。 ③徐树兰:《文史通义跋六》,载于《章氏遗书附录》。 ④《章氏遗书》卷十四《方志立三书议》。 ⑤《章氏遗书补遗·上朱大司马论文》。 ⑥《文史通义》内篇七《立言有本》,《章氏遗书》卷七。 ⑦《章氏遗书》卷十三《与陈观民工部论史学》。 ⑧华绂:《文史通义跋一》,载于《章氏遗书附录》。 ⑨谭廷献:《文林郎国子监典籍会稽实斋章公传》,载于《章氏遗书附录》。 ⑩学术界对章学诚“官礼”一词的理解似乎没有形成一致的意见,如叶瑛《文史通义校注》(中华书局1994年版)中将其标为“官《礼》”;胡适《章实斋年谱》(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2版)与仓修良编《文史通义新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及刘巍的论文《章学诚“六经皆史”说的本源与意韵》(《历史研究》2007年第4期)中则直接为“官礼”;余英时在《论戴震与章学诚》(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版)中标为“官、礼”,并解释为“古代典籍”;倪德卫著、杨立华译《章学诚的生平与思想》(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为“官‘礼’”,是著者还是译者的意思,不得而知;就笔者目前所见的范围,将“官礼”标为《官礼》,大概只有何晓涛的《〈周官〉与章学诚方志编纂思想的发展》(载《章学诚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年版)一文,他在具体论述中,直接将《官礼》等同于《周官》,但是没有对二者的关系展开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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