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关于封贡体系指导理论的选择
    许多西方学者用宗主国和附属国的关系模式解释中国古代的封贡体系，但实际上封贡体系体制与前者完全不同，前者是近代以来欧美列强对亚非拉弱小国家奉行资本扩张、武力侵略和政治威慑为基础和前提而建立起来的一系列极端不平等的国家联盟关系的产物，所谓附属国实在与殖民地没有太大差别。这种近代国际关系模式不适合用来解释古代中国中央政权与周边国家和民族地方政权的关系。
    与西方学者相反，中国学者一般以“天下观”来阐释封贡体系的运作规律，“天下观”主张“王者无外”、崇尚礼、德、仁与臣属服事秩序，主张“修德以徕远”，愿和平，重防御，戒征伐，代表了几千年来中原王朝以德治仁政“协和万邦”、周边部族政权共认中原王朝为天下共主乃至万邦来朝的政治理想，“五方说”、“枝叶说”、“腹心肢体说”都是这种政治理想的翻版，这种以中原王朝为核心的世界格局设计在本质上更属于中国古人的一种单方面的政治文化理想与预期，与中国古代纷纭复杂的华夷关系的动态发展演化相比，一厢情愿的色彩极为浓厚，形同今日美国的普世主义。
    笔者认为，真正能够解释中国古代封贡体系的理论模式是基于地缘战略格局在中国延续了二三千年其内涵外延不断变化的华夷观。
    根据秦汉乃至先秦时期的文献记载和文化谱系建构模式，华夷观作为一种古老的观念体系，其研究的视域甚至可以上溯至夏禹时期。从那时起至夏商时期的早期华夷观，概就地理方位而言，并不含有文化歧视与种族歧视的成分。西周时期基于文化选择模式的华夷观开始凸显、强化，但与此同时泛臣民观念也绝对性地贯穿于整个先秦时期，这使得当时的华夷观在当时的地缘政治格局内外具有很大的开放性特征。秦汉以后，基于中原王朝与周边诸民族政权的地缘军事格局态势的固化，华夷观中的地域、民族、种族概念在华夷政权之间纷繁复杂长达两千余年的分和对峙中不断得到强化，虽然期间华夷观的内涵与外延在不断变化，但修攘制御向为华夷关系的主题，通过对华夷冲突与华夷之防的不断强化，华夷观在民族意识和王朝政治决策两个层面构建起中国古代封贡体系的基础理论框架，确立了华夷观在古代封贡体系理论中的基础性地位。而从历史发展的实际情形来看，华夷观较之天下观在中国传统封贡体系的研究中也更具名实兼备的阐释效力。
    随着华夷地缘战略格局不断的历史流变，华夷观作为一种特定的指导思想进入王朝政治决策系统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了。从某种角度看，中国古代各民族的战争史就是中国古代各民族竞逐中原地区统治权的历史，换言之，中国古代华夷观和防控夷狄政策的形成和长期延续，是与中原王朝和周边国家、民族政权、部落自西周以来近三千年特别是秦汉以来最近两千年的和战交往分不开的，有着相当牢固的历史事实基础，绝非中原农耕文明单纯的文化优越感或者中原王朝统治者自高自大式的“政治想象”所造就的，也不是中原汉族王朝单方所能完全主导或左右的。明末清初王夫之通过总结历史，也认为夷狄侵扰是中原王朝兴衰成败的重要原因：“古今之亡国者，有二轨焉，奸臣篡之，夷狄夺之也。”（12）欲有效防制、控御夷狄，广修仁义与保持强大的王朝军事力量两者不可或缺，只有做到能以强大的军事力量抚顺诛逆，中原王朝的广修仁义才能真正收到实效：“夷狄以劫杀为长技，中国之御之也以信义。虽然，岂易言哉？获天之佑，得人之助，为天下君，道周仁至，万方保之，建不试之威，足以服远，于是奋赫然之怒，俘繫而畛灭之，弗能拒也，乃可修信义以绥之，任其来去而与相忘，弗能背也。”（13）在地缘军事力量的分合对峙中，保持对边疆民族的军事优势是中原王朝避免与边疆民族发生大规模冲突的根本之策，甚至也是唯一有效之策：“夷狄之于中国，本不敢有侵侮窥伺之意。唯中国失其所以为武备者，则狼子野心始敢肆其贪婪之心。如汉魏使夷狄内附者，入居中国障塞之地，故至西晋有元海、石勒之变；石晋以沿边十六州之地贻契丹，故至末帝有耶律德光之变。以是，知强理天下以绥服二百里为奋武卫之地，以严华夷之辨，此乃万世遵行不可移易之法。”（14）古代中国的华夷观包括了中原王朝的世界观、国家观、民族观、中外观、边疆观、防务观，是一个融政治、经济、文化、军事防务为一体的综合观念体系。其中维护本国、本政权的军事安全的陆基国土防御观更在华夷观中居于核心地位，体现了中国古代封贡体系的核心功能。（15）
    与华夷观的演变相适应，中原王朝的统治阶层与士人阶层一直在探讨一条能够安邦靖国的根本之道，其结论则为修内攘外，或曰安内攘外。当然，每个王朝在修内攘外政策的具体运用上会因时因势有所变化。以两汉为例，西汉武帝时期，军力强盛，征伐四出，匈奴远遁，西域称臣，于是对四方诸夷多封众建、以夷治夷运用的较多；东汉时期国力削弱，无力组织大规模的远距离征伐，边疆政策以防守备御为主，以夷制夷、坐观诸夷相争运用得较多。明朝在北部边疆防务中对蒙古、女真也曾多次实行以夷制夷、坐观诸夷相争的政策。在中原王朝的国土防御观念里，“诸夷相争乃中国之利”，多封众建、以夷治夷、以夷制夷、坐观诸夷相争，诸夷在相争中实力相互削弱，无形中降低了对中原王朝防御体系发动侵略攻击的程度和次数。但这种政策手段的前提是边疆诸族不相统属，力量分散，一旦边疆民族通过战争重归统一，就会重新对中原王朝的安全构成重大威胁。因此，汉、唐、宋、明诸朝在边疆防务政策中都是根据具体情势，综合运用战争、贡赐、互市、和亲、盟誓、纳贡、纳质、联盟、同化等多种手段，威惠并行，攻防兼备，以尽力保障防御体系的稳定和安全为根本，并不以降低自身的战争损耗为唯一的目标。特别是加强经贸往来对华夷关系的调控作用与中原汉族文明对边疆民族的心理同化作用，自汉以后一直受到中原王朝统治者的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