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在贡赐贸易“厚往薄来”的面纱之下，还包含了中原王朝从周边属国、属部对战马、硫磺、火器、金银铜材等重要战略物资的大量政府采购，中原王朝与之交换的则多是粮食、盐茶、丝绸、瓷器等普通生活必需品，而军器、铁器、图籍则在禁售之列，而粮食、食盐、茶叶也经常出现在政府管制限量出售的名单中。这种单向的军事物资采购即便给价稍高，也是一种理性、注重现实利益的反映。
    第三，贡赐贸易中的附贡民间贸易也值得重视。如明朝前中期，由于禁止民间海上贸易，“自非通贡之国、互市之地，夷人、番舶俱绝往来”，（39）因而其贡赐贸易中包含有大量正常的民间贸易：“华夷同体，有无相通，实理势之所必然。中国与夷各擅土产，故贸易难绝；利之所在，人必趋之。本朝立法，许其贡而禁其为市。夫贡必持货与市兼行，盖非所以绝之。律款通番之禁、下海之禁，止以自治吾民，恐其远出以生衅端。至其公同验实，则延礼有银，顿贮有库，交贸有时，督主有提举、有市舶，历历可考。又例观广、福通商行税，在王者有同仁之政，在吾人无独弃之情。止惟洪武十九年倭国如瑶构通胡惟庸假进伪烛，高皇帝怒以绝之；太宗以后，复宥如故。”（40）相比之下，清朝在民间海外贸易的政策上则相对宽松灵活得多，因而，清朝在贡赐贸易中厚往薄来的政治动机更为明显。
    最后，应该特别指出的是，至少从目前的研究来看，以厚往薄来为典型特征的贡赐贸易的长期维系，无论对于中原王朝还是朝贡诸国而言，都是一个融政治、经济、军事、交通等多种动机诉求为一体的产物，因而地缘军事政治格局对特定时期中原王朝的贡赐贸易具有潜在的巨大的牵引作用。例如，朝代更迭之际，属国往往因其政治立场，首鼠观望甚至持敌对态度，即以明朝为例：“洪武中，太祖欲通西域，屡遣使招谕，而遐方君长未有至者。”“别失八里，西域大国也……（洪武二十四年）九月命主事宽彻、御史韩敬、评事唐钲使西域……彻等既至，王以其无厚赐，拘留之。敬、钲二人得还。三十年正月复遣官赍书谕之……彻乃得还”。“成祖践阼，遣使敕谕其国（撒马儿罕，笔者注）。永乐三年，傅安等尚未还，而朝廷闻帖木儿假道别失八里率兵东，敕甘肃总兵官宋晟警备。五年六月，安等还。初，安至其国被留，朝贡亦绝。寻令人导安遍历诸国数万里，以夸其国广大”。西域诸国为何如此？因为西域诸国多是元朝残余力量盘踞之地：“元太祖荡平西域，尽以诸王、驸马为之君长……（撒马儿罕）元末为之王者，驸马帖木儿也。”“（别失八里），元世祖时设宣慰司，寻改为元帅府，其后以诸王镇之”。西域诸国正式向明朝朝贡乃在明军击败北元残部并肃清西北之后，“自成祖以武定天下，欲威制万方，遣使四出招徕。由是西域大小诸国莫不稽颡称臣，献琛恐后。又北穷沙漠，南极溟海，东西抵日出没之处，凡舟车可至者，无所不届”。（41）“（成祖）六师屡出，漠北尘清。至其季年，威德遐被，四方宾服，受朝命而入贡者殆三十国”。（42）但西域诸国朝贡的目的也很简单，一为讨封袭职，二为贡赏获利，大部分西域君长均为二者而来。当然，其中也有只注重经济利益的，如坤城，是一个以回族人为主体的小国，其国人“善营利，虽名朝贡，实图贸易”。明仁宗以后诸帝鉴于贡赐贸易对国家财政的巨大虚耗，多次调整降低回赐物品的价值，这从根本上打击了西域诸国“朝贡”的积极性：“自仁宗不勤远略，宣宗承之，久不遣使绝域，故其贡使亦稀至。”“英宗幼冲，大臣务休息，不欲疲中国以事外蕃，故远方通贡者甚少”。（43）而明朝东部、东南、西南诸属国朝贡，其情形又与西域有所不同，除了正常的朝贡希赏和发展贸易外，朝鲜、安南国王都曾借助明朝的外交声势在其国内立威以压服反对势力，而琉球、中山国的君长皆借明朝声威统一临近部落，雄制一方。
    由此可见，封贡体系内部情形之复杂与多样，绝非费氏简单一言可以蔽之。
    总之，研究封贡体系理论，判定“天朝”、“上国”与周边属国、部族、一般交往者的关系应该着眼于长时段、大历史的变动轨迹，而相对忽略各个王朝时段内的微小差异。当然，我们要重视封贡体系在攻守特定情势下的重大时代差异，封贡体系、体制对于前代当然有历史的延续与继承，又会在不同时期、不同地缘战略环境下具有很大的自适应性和张力。尽管历史文献资料在漫长的历史变迁中不断散佚消亡，年代愈远其历史真相就愈加模糊失真，仅存的些许文献难以全面反映历史的真实。但这种点线结合的研究，还是有助于我们形成对中国古代封贡体系演变的全局性、整体性、根本性的认识。
    注释：
    ①参见陈尚胜：《闭关与开放--中国封建晚期对外关系研究》，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91页。
    ②参见全海宗：《韩中朝贡关系概观》，见《中韩关系史论集》，金善姬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第133-136页。
    ③魏志江：《全海宗教授的中韩关系史研究》，《中国史研究动态》1999年第1期。
    ④参见陈志刚：《对封贡体系内属国与藩部界定标准的探讨》，《东北师大学报》2009年第6期。
    ⑤程登吉编：《幼学琼林》卷一《朝廷》，长沙：岳麓书社，1986年，第24-25页。再如，罗大经就说到宋代皇室家谱细分为仙源积庆图、宗藩庆系录、类纪、属籍、玉牒五类：“考定世次枝分派别而归于本统者，为仙源积庆图。推其所自出、至于子孙而列其名位者，为宗藩庆系录。具其官爵、功罪、生死及若男若女者，为类纪。同姓之亲而序其五服之戚疏者，为属籍。编年以纪帝系，而载其历数及朝廷政令之因革者，为玉牒。”见氏著：《鹤林玉露》卷三丙编《玉牒》，《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65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279页下-280页上。何良俊述及明代建文削藩引发靖难之役亦言：“至建文朝，则齐黄以书生当国，欲效贾生更制度定章程，改易官名，裁损宗藩，不三年而难作。”见氏著：《四友斋丛说》卷一一《史七》，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96页。张瀚所述亦皆为明王朝对宗室严密防范以及宗禄支出日增严重影响国家财政之事。见氏著：《松窗梦语》卷八《宗藩纪》，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54-15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