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补分裂的社会虽说是各种政治力量的共同追求，但在达到这一目标的方法上却深刻地暴露出它们的真正分歧。在该问题的讨论中，后来被视为资产阶级主流思想的自由主义一度显得很孤立，被淹没在众多思潮的汪洋大海中，而空想社会主义的解决办法则一度如日中天，颇为引人注目。保皇派的办法是回到过去，但他们的影响随着工业化的进展而日渐衰微。渐渐占据重要地位的社会分裂是资产阶级各派的冲突、资产阶级与工人的冲突，还有城乡冲突及农民与工人的冲突，这些冲突似乎使问题的解决变得越来越渺茫。以往我们更多关注的是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的冲突，较少关注其他冲突，一般避谈工人与农民或城乡的冲突，实际上马克思也非常重视后一种冲突。在《1848年至1850年法兰西阶级斗争》中，他说道：“农民不得不负担二月革命的费用，于是反革命就得到了他们这个重要力量。四十五生丁税，对于法国农民是个生死问题，而法国农民又把它弄成了共和国的生死问题。”他又说：“共和国通过收税人向这个阶级表明自己的存在，而这个阶级则通过皇帝向共和国表明自己的存在。”(25) 法国的城乡冲突还包含着首都与全国其他地区的矛盾。在法语中，“province”这个词不仅有中文“省”的含义，而且还指“外地”、“巴黎以外地区”，这是法国特定国情的产物。
    上述种种冲突使法国思想家普遍萌发有组织干预的思想，这种主张一度具有压倒性的优势，与自由主义格格不入。这特别见之于空想社会主义者的要求，他们虽然常常互相攻讦，但都强调通过一定的组织和领导（国家干预或其他形式的有组织的干预）来解决社会问题。他们认为：“政治和经济领域的自由主义运动只是助长了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社会因此而四分五裂”，所以“重整社会秩序、建立新的合作组织和社会集体已经迫在眉睫”。由此出发，他们提出来的解救方案都受“计划经济”的影响，因为“他们受1793年和1794年法国紧急措施的启发，认为政府应理性地组织国家的经济生活，而不应该依靠具有破坏性的自由竞争去做这件事”。(26) 许多并非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家或政治家从维护秩序出发，也持有类似见解。他们认为：“为了平息激情”，更主要的工作应该是“重建社会联系而不是议会自由主义”；各种观点的人“都拒绝资本主义的个人主义，因为曼彻斯特，或伯明翰的英国个人主义，给人看到了灾难性的后果”。巴克还强调指出：“令恩格斯气愤的工人贫困，正统主义的改革者并非无动于衷，像自由主义者托克维尔在他的1835年游记中，或是共和主义者赖德律—洛兰在他的1850年出版的《论英国的衰落》中，都有所表现。因此，困扰着人们的这种贫困和社会解体现象，横贯着整个政治角逐场，说明法国在经济自由方面存在着弱点。”(27) 在严重的社会分裂面前，自由主义的主张似乎寸步难行，要求政府干预的呼声颇有影响：“限制经济自由忽然间也变成了所有‘进步党人’的口号……致使迄今为止在政治流派中作为精神主导的自由主义处在了守势。”(28)
    当然，自由派也竭力表明自己关于如何实现社会和谐的主张。比如，巴斯夏说道：“资本家和工人们，我觉得自己有能力提出下述规律：‘资本从生产总值中的绝对提取额随着资本日益积聚而增加，提取比例则下降；与此同时，劳动从中提取的相对比例增加，其绝对提取额增加得更多。资本缩减时则引起相反的效果。’如果这条规律得到确认，就可证明，劳动者及其雇主之间显然存在着利益的和谐。”(29) 这里的意思是：工人们，你们得暂时忍受一下目前的苦难；随着资本的增长，你们的工资就会增加，生活就会得到改善。其实，孔德的主张也与此类似。但这种思想在1848年革命前后不会得到多数工人的支持，所以在经济发展的这个阶段，法国的社会分裂难以得到缓和。
    综上所述，这时期法国思想界整合社会断裂和社会分裂的努力，虽然不能说没有效果，但在当时这种效果有多大值得怀疑。也许，处在这样的经济发展阶段的社会只能如此，其各种努力主要是为未来的全面整合奠定某种基础。孔德学说的命运即是如此。以今天的眼光看，他的学说是稳重而深刻的，但在19世纪上半叶他几乎找不到知音，这从一个侧面说明当时法国确实处在一个群龙无首、不知“路在何方”的混乱境地。了解孔德的思想及其命运，有助于我们深入认识他所生活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