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1850年后社会思潮趋于整合的初步迹象
    18世纪法国的启蒙运动和大革命为19世纪的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全面发展准备了思想条件和政治条件，但它们带来的文化断裂和社会分裂也极大地影响了19世纪法国的发展，而19世纪初开始的工业革命又进一步加剧了社会断裂和社会分裂。在这多种力量的交互作用下，19世纪的法国既是一个资本主义发展成果斐然的国家，又是一个多灾多难的国家，其社会思潮纷繁多变，所有整合社会的努力都事倍功半，这种情况明显发生变化要在第三共和国建立（1870年或者1875年）之后。也就是说，此前很长时间内法国人的思想往往带有某种极端而变幻不定的性质。雷蒙·阿隆说的就是这种情况：“这个法国先是沉湎于有产者可耻的自私，后来又狂热推崇革命，继而又热衷于个人专制。”像托克维尔这样的人，“他原来所在的政党认为他太自由主义了，而共和党人则认为他对新思想还不够热情，所以他既没有被右派接纳过，又没有被“左派”吸收过，一直处在被大家怀疑的地位。”(63) 实际上，所有带有“折中”观点的思想家都不会受到当时人的重视，孔德、贡斯当的命运都是这样。但这并不意味着，在19世纪前70年间法国的这种情况始终没有发生变化。该时期的工业化及1830年革命和1848年革命毕竟为后来的全面整合准备了经济和政治条件。1850年后，随着法国工业化进入高潮，工业社会的建立已经成为无可置疑的事实，这时我们可以看到某些新的迹象开始出现，为1870年后共和制的建立打下基础。
    首先是统治阶级的统治策略开始发生变化。在第二帝国时期，政府开始关注工人阶级的诉求，步子虽然不大，但毕竟是一个开端。我国早有学者指出：拿破仑三世时期的新特点是“看到当时社会的若干弊端，重视‘社会问题’，力图从资产阶级利益出发去‘解决’这个问题。”拿破仑三世甚至自称为“社会主义者”。他针对工人所采取的措施中，最重要的是1864年允许工人在“出于职业方面原因而不是政治原因”时可以举行罢工，这为工人的有组织的“合法”斗争提供了可能性。(64) 法国学者对拿破仑三世有较高的评价，杜比主编的名著《法国史》称拿破仑三世为“工人们的皇帝”。(65) 如果把这与马克思所说的“小农”的皇帝结合起来理解，便可看出这位皇帝调解各阶级矛盾的良苦用心。
    这种变化的发生与工业化及它所造成的社会和政治变化相一致。从19世纪初到19世纪70年代，法国有一个从商业资产阶级（这里指工业革命高潮到来以前的大商人和大银行家）统治向工业资产阶级统治的转变过程，这种转变的关键年代是在1850—1870年或1875年之间。从大革命结束到1848年革命，真正控制法国的是统治阶级中的某个集团。马克思曾指出过这种情况：“二月革命难道不是直接反对金融贵族的吗？这一事实证明，工业资产阶级并没有统治法国。”(66) 这时期法国政局极不稳定的原因盖在于此（如果比较一下的话可以发现：英国光荣革命后资产阶级和贵族长期结成同盟，成为政治稳定的基本手段，而大革命后的法国没有出现这种同盟）。1850年后法国工业化进入高潮，情况开始发生某种变化。恩格斯就此评价道：“路易·波拿巴以在工人面前保护资产阶级并反过来在资产阶级面前也保护工人为借口，夺去了资本家手中的政权；而他的统治却便利了投机事业与工业活动，简言之，使整个资产阶级的经济繁荣与发财致富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20世纪80年代我国学术界曾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此类见解有过许多讨论，如果我们撇开个别措辞（如“夺去”），从商业资产阶级统治向工业资产阶级统治过渡的角度看待问题，可以更好地理解这一历史过程。那就是：商业资产阶级的统治一般不太可能关注工人的利益，而工业资产阶级的统治必须在一定的程度上关注这个问题。这也是恩格斯在同一个地方讲的：“这种发展……在只由大资产阶级中一小部分人独揽统治权的条件下，是完全不可能的。”(67)
    统治阶级方面的变化还表现在贵族的思想，他们中不少人对资本主义不再采取对抗态度，而采取了适应新社会的立场。法国有学者写过法国某地贵族如何适应资本主义发展的文章，限于篇幅，这里不再展开，但他把讨论这种适应的起点定在1850年，颇值得我们重视。(68)
    其次是工人阶级思想的变化。大革命结束后，法国工人处在多种社会主义思潮的影响下，主要有圣西门、傅立叶、布朗基、路易·勃朗、卡贝及蒲鲁东等。在当时，卡贝是一个“最有声望然而也是最肤浅的共产主义的代表人物”。(69) 1848年革命后，蒲鲁东的影响在社会主义思潮中跃居首位，其他各派则逐渐走向衰微。其所以如此，是因为工人阶级思想的变化趋势与蒲鲁东的一些基本主张相当接近。由于统治阶级的统治策略开始发生变化，这时期工人也开始更多地考虑通过有组织的合法斗争来实现自己的要求。1864年2月塞纳省60名工人发表的《60人宣言》是一个重要标志，它强调“我们并不憎恨他人，但我们想要改变某些东西”。杜比主编的《法国史》称其为“法国工人运动走向独立和成熟的第一个阶级宪章”，(70) 颇有道理。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知识界对蒲鲁东的了解，主要是通过马克思对他的《贫困的哲学》的批判，或者通过他的著作《什么是所有权》。但他的这两本书有一个重要转变是人们很少关注的，马克思一度曾十分重视蒲鲁东，但毫不留情地批判《贫困的哲学》，这正是由蒲鲁东对资本主义现行制度的态度变化造成的。马克思可以容忍他的分析方法和思维逻辑上的混乱，但不能容忍他在资本主义现行制度框架下思考工人贫困问题的立场。乔治·伍德科克指出，蒲鲁东在1843年完成的《秩序的创造》（De la creation de l'order）中已放弃了他三年前在《什么是所有权》中的一些观点，所以前者“实际上代表了一个重要的过渡，从他早期破坏性的批判著作转向他晚年几十年间的‘建设性的’著作”。(71) 蒲鲁东的这一转变至今依然是西方学者不断对他产生兴趣的基本原因，如有人称蒲鲁东是“在私有财产和共产主义之间寻找一种折中办法”的人，是“无政府主义的‘第三条道路’的先驱”。(72)由于1850—1870年间马克思主义在法国的传播尚未真正展开，蒲鲁东的影响一度如日中天（法国工人要到拿破仑三世统治末年才出现某种摆脱蒲鲁东影响的迹象）。1872年时恩格斯还这样说道：“非常可悲的是，25年以来，除了这位‘第二帝国的社会主义者’的著作以外，罗曼语族的工人就几乎没有过任何别的社会主义精神食粮。”(73) 这是对第二帝国时期法国工人思想状况十分中肯的评价。法国人为纪念蒲鲁东诞生200周年出版的一本小书，还强调“巴黎公社全打上了蒲鲁东精神的烙印”。(74) 当然，从另一方面看，有组织的、主张合法斗争的工人群体的出现，也为马克思和恩格斯领导的第一国际和第二国际在法国的活动及法国工人政党的建立打下基础。但就本文讨论的主题而言，工人阶级思想的这种变化是不久后法国走向共和制的一个重要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