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按语：
    自从1980年代末刘志琴先生提出“社会文化史”概念以来，社会文化史研究取得许多丰硕成果，呈现出方兴未艾之势。但不可否认的事实是：目前的社会文化史研究缺乏必要的研究理论和方法，缺乏深入专精的高水平著作（典范之作），面临着发展的“瓶颈”问题。中国社会文化史研究存在哪些问题？制约社会文化史发展的瓶颈何在？如何深化社会文化史研究？如何创建中国自己的文本解释体系？如何尽快产生中国社会文化史的典范之作？2011年9月下旬，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社会史研究中心与首都师范大学社会文化史研究中心联合发起召开了“西方新文化史与中国社会文化史的理论与实践学术研讨会”，来自全国各地的30多位学者就上述问题进行了专题研讨。这里选载4位学者有代表性的意见，从不同的角度对中国社会文化史研究的若干问题进行反省和探讨。
    走上人文学科前沿的社会文化史
    刘志琴
    （中国社会科学院 近代史所，北京 100006）
    作者简介：刘志琴（1935-），女，江苏镇江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资深研究员，研究方向为中国近代社会文化史。
    中图分类号：K0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2987（2012）03-0099-04
    中国史学在传统文化中是一门包罗万象的学问，天文地理、文治武功、文采风流、生产经济、物性事理、修身节操，无不罗列其间。如果说古代西方学术以哲学为代表，中国就以史学最辉煌，因为史学在中国是最古老、最神圣、最受尊宠的学问。史官往往是宰相级的人物或最有威望的大学者。古希腊、罗马可以随时随地讨论学问，站在路边讲演，有众人围观，有的干脆就称为“广场哲学”，而在中国论史讲道则要焚香、叩头、行大礼，主讲者端坐上方，聆听者毕恭毕敬，讲坛犹如神坛。
    如今的中国，辉煌一时的史学已经光辉不在，面临的是被解构，所谓解构是史学的主题、宗旨和功能的全变化，由此相应的是写作者和阅读者的身份也相应地有所改变，其变化波及面之大，来势之迅猛，足以颠覆传统史学，这种解构在中国不是第一次，却是规模最大、影响最深远的一次。
    最早的史书《尚书》，大都为训诰誓命之词，这是史官用来沟通上帝与天子的对话，史与巫不分，写史的被奉为神人，史书有神谕的性质。尚者，上也，是上帝之书，阅史者主要是天子，只有天子才有资格向臣民宣示，其威权之重，凛然不可冒犯。
    春秋时期中国出现第一部编年史《春秋》，这是孔子记录的鲁国兴亡史，史书从此从记神事走向记述人事，《史记》、《汉书》都承继这一传统，由于纪传体、本末体的问世，与编年体合称为中国传统史学的三大体裁。这三大体裁使古人对事件和人物的记述更为完整和准确。《资治通鉴》阐明史书的价值在于“穷探治乱之迹，上助圣明之鉴”。一语道破，史书是为帝王提供统治的经验，为一姓王朝服务，史书成为君主、官员、士大夫治国理政的教科书。
    20世纪初由梁启超揭橥而起的新史学，提出要努力“使国民察知现代之生活与过去、未来之生活息息相关”。倡导史学的内容要从帝王为中心，转向国民社会生活史的研究。史书中心内容的转移，将平民百姓的生活推向历史的前台，史学得以摆脱君主意志和政治意识的干预，这是中国史学前所未有的大转型。由于中国革命形势的急剧发展，社会进程的加速运转，这一愿望并未真正付诸实现。建国后确立以阶级斗争为纲，政治挂帅，强劲的意识形态切入人文学科，史学是一马当先，再次成为政治的附庸。上个世纪在史学界叫得最响的口号是：“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而政治又是多变的，1950年代初对苏联持一边倒的政策，中苏关系的研究就要发扬中苏友好，到1960年代一变而为反对修正主义，中苏关系又着重揭露俄国侵华史，为政治报务，实际上是为政策服务。史学本以求真为第一要义，政策免不了有变动，这两者如果不一致，必然使学术扭曲，所以为政策服务成为史学建设中的大患。
    改革开放后，思想解放运动推动了文化史、社会史的复兴，史学研究突破既定的框架，表现出生机勃勃的活力，以丰富的题材和多向度的视角，刷新了史学的风貌，史书从枯燥无味的说教，变为生动具体的叙事。史学走向民众，促使史学著作从少数人阅读变为大众读物，这是方向性的大转移。
    这个大转移，随着新世纪的到来而逾益突出，早在上个世纪末，人们就预言，新世纪是高扬人文精神的世纪，国内从上个世纪的以阶级斗争为纲，到改革开放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再到新世纪的以人为本，这是史学得以转向的大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