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问题并不局限于生活的表象，有的触及传统的伦理价值观。20世纪60年代出土的明代话本《花关索出身传》，说的是刘关张三结义时，关羽、张飞表示为了跟随刘备成其大事，决心互相杀掉对方的老小，以消除后顾之虑。于是关羽杀了张飞的全家，张飞杀了关羽一家十八口后，不忍心再杀关羽已经怀孕的妻子胡金定，就放了她。后来生下儿子叫花关索，从小练就一身好武艺，长大后到荆州寻父，岂知关羽不认，花关索一怒，破口大骂，表示投奔曹操，捉拿关羽。儿子做到这份上，当是不孝之至。这样一个有悖纲常伦理的故事，竟然编成剧本，有说有唱，在民间流传，还成为墓穴中的殉葬品，这在以纲常立国的明代，几乎是令人不可思议的事，但出土文物雄辩地证明它的存在，这不能不使人耳目一新。
    这种景象是不入正史的，可又是活生生的存在，是与官方意识形态相悖的另一种存在，正如郑振铎在《中国俗文学史》中所说：“他们表现着另一个社会，另一种人生，另一方面的中国，和正统文学，贵族文学，为帝王所养活着的许多文人学士们所写作的东西所表现的不同。只有在这里，才能看出真正的中国人民的发展，生活和情绪。中国妇女们的心情，也只有在这里才能大胆、称心不伪饰的倾吐着。”
    所以，传统史学的解构，并不是史学的终结，而是面临转向的新机遇，从开拓新领域中获得新的发展。社会文化史就是要发掘另一个中国形形色色的民众生活，还愿历史的本来面目，并以它的特色走向人文学科的前沿。
    关于社会文化史的几对概念
    梁景和
    （首都师范大学社会文化史研究中心，北京 100048）
    作者简介：梁景和（1956-），男，山东蓬莱人，历史学博士，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中国近现代社会文化史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社会文化史。
    中图分类号：K0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2987（2012）03-0102-04
    中国社会文化史的研究已经迈进一个新阶段，在进一步发展的时期内，深入思考和探索有关社会文化史的理论方法问题显得十分重要，也是学术发展的内在要求。根据以往的学习体会，我觉得对下面的几对概念作一些研讨，有助于开展社会文化史的深入研究和探索。
    常态与动态
    这里所谓的常态与动态是指历史发展一定的长时段内，历史事象的不变部分和变化部分的总和。不变部分即为常态，变化部分即为动态。这里的长时段是个相对概念，它可能是几年、十几年，也可能是几十年上百年或更长的时间，这要根据研究的具体事象和研究的特定问题意识而定。常态的历史事象指在一定的长时段内基本处于不变的历史事象，比如一直到清末中国有着两千多年的王朝统治；比如清代很多男人穿长袍马褂，很多女人穿旗袍；比如新中国三十年我国基本上是“以阶级斗争为纲”作为国人政治生活的指导方针；比如在上个世纪90年代，很多人以“大哥大”作为通讯工具，等等。可见在几千年里、几百年里、几十年里、几年里都存在着相对常态的历史事象。动态的历史事象指在某个历史时期新出现的历史事象，比如春秋战国时代出现的诸子百家；比如辛亥革命后出现的共和制度；比如上个世纪60年代爆发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比如新世纪以来的“闪婚”、“裸婚”、“滚婚”现象，等等。有些常态的历史事象和动态的历史事象是相对而言的，是属于常态还是动态，这要看我们的问题意识而定。比如若以新中国后为何会产生“文革”为问题意识，“文革”就是个动态的历史事象；若以“文革”时期中国人有着怎样的政治生活、文化生活为问题意识，“文革”就是个常态的历史事象。
    还有，一个具体的历史事象在一定的时期内，也会存在着常态和动态等不同的存在方式，这是历史发展变化错综复杂的原因决定的。比如上个世纪90年代的餐饮生活，从动态上看，一些人吃起了麦当劳和肯德鸡，但从常态上看，很多人并不吃这些食品；比如改革开放后，一部分人炒起股票、买了汽车、住上楼房，但也有人不炒股票、未买汽车、未住楼房，等等。历史是错综复杂的，由于不同的问题意识，所以历史研究的侧重点是不同的。由于我们的问题意识需要研究有车族的时候，就不应当以相当一部分人没有私家车而否定前者的研究；由于我们的问题意识需要研究国民劣根性的时候，也不应当以相当一部分人的优良品格而否定前者的研究，如此等等。
    相比之下，社会文化史更要注重动态历史事象的研究。历史总是在发展变化的，所以注重动态历史事象的研究本来就是历史研究中的应有之意。历史研究就是让人们去了解和认识历史，去了解和认识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历史特点。而研究动态历史事象是我们了解和认识不同历史时期特征的基本路径。当然动态历史事象和常态历史事象的分类是相对的，只要我们的问题意识明确，我们的研究就具有针对性和目的性，进而消解作者和读者的模糊性或曰含糊性。
    碎片与整合
    前些年有人对社会史研究有些微词，认为社会史研究存在碎片化倾向，研究的历史现象似乎是些鸡零狗碎、残羹剩饭般的一些微不足道的东西，所以进行这样的研究意义不大。这样的说法可能有其一定的道理。
    问题在于，什么是碎片？以往的研究似乎没有给出明确的界定和回答，这就让人有些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琢磨一下，所谓“碎片”，其一好像就是些摆不到历史台面上的无足轻重的“小玩儿意”，诸如洪秀全有没有胡子，张家媳妇多高，李家媳妇多胖之类。其二好像是那些按照以往历史研究的观念，似乎有些猎奇或看不出有什么所谓的重大意义的历史现象，诸如研究妓女、乞丐之类。
    如果说“碎片”研究是相对于“宏大”研究的话，那么“碎片”研究和“宏大”研究孰有意义呢？其实这是不能回答的伪问题。“宏大”研究可能有意义，也可能没意义；“碎片”研究可能有意义，也可能没意义。这要看你研究什么，怎么研究。比如一般地讲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富强了，人民富裕了，并用一些数字说明之，这样的“宏大”研究其实意义不大。如果深入下去，国家在哪些具体的领域富强了，又有哪些充分地表现，是哪些重要的原因促成富强的，在发展过程中，遇到过哪些问题和阻力，是通过什么独特的路径克服和解决这些问题的，留下了哪些发人深省的历史经验和教训，这样的“宏大”研究就显得有意义了。再比如“文革”期间，谁谁被揪斗了，某个文物被砸毁了，某个“走资派”自杀了，如果只是孤立的研究这些“碎片”问题就意义不大，如果把这样的“碎片”研究与更深层的政党政治、法律制度、社会矛盾、领袖崇拜等结合起来，也可能会揭示出更为深刻的历史面目，这样研究的意义就显得大些。
    社会文化史要研究社会生活，而社会生活千姿百态，巨细相应，所以社会文化史并不回避“碎片”研究，但“碎片”研究正如上文所说，关键是你研究什么和如何研究。除此之外，社会文化史的研究还要处理好“碎片”与“整合”的关系，即多种“碎片”研究之后可连缀成一体，这是社会文化史尤其看重的一点，也是社会文化史研究的价值所在。这有些像孩童们的拼图游戏，好多的拼图材料犹如“碎片”，把这些“碎片”材料拼合起来，让人豁然开朗，展现出来的是一幅崭新的并具有实际意义的图面，这是拼图的意义。而社会文化史把社会生活的“碎片”整合之后就有了历史研究的真正意义。比如近三十年服饰的“碎片”研究，喇叭库、西装、夹克衫、牛仔服、色彩斑斓款式多样的女装等等，如果把这些“碎片”研究整合起来，就会发现人们服装生活的变迁，物质生活的改善，中外文化的交流，审美情趣的改变，精神自由的提升等等，这不正是社会文化史研究的旨趣所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