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史研究经众多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塑造，到20世纪60年代初已建构起以“革命”为“中心事件”和“最高价值”的完善的革命史范式体系。刘大年是这一范式的重要构筑者之一。在过去很长一个时期，由于革命语境的笼罩，革命史范式一直居于支配地位，但是，到了1970年代末，随着社会政治主题的变换，中国重新向现代化定向，现代化研究范式在马克思主义史学内部因之崛起。这一“变局”导致支撑革命史范式的一系列概念和命题受到质疑和挑战。如何回应挑战，成为晚年时期刘大年思考的重要问题之一，事实上，这也是他这一代曾经参与构筑这一范式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们思考的重要问题。因应时代新变化，不少史学家对自己过去的治史理念和方法进行了反省和调整，开始从不同角度重新思考中国近代历史。刘大年谨守革命史学观念，继续捍卫革命史范式，同时，也在不断探求这一传统范式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发展，他的相关思考成为守护这一范式的思想重镇。他对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民族独立与近代化、革命与改良等重大问题的基本观点构成这一学派在“后革命”时期思想认识的内核。分析刘大年晚年对革命史范式的思考，对于考察继史学“五老”之后革命史学及革命意识形态在“后革命”氛围中的学术命运具有一定意义。
    一
    与以史学“五老”为代表的第一代马克思主义史家相比，刘大年这一代史学家①不仅参与了革命史范式的构筑，为唯物史观史学从学术“边缘”走向“中心”奋斗过，而且还经历了革命史范式不断遭受质疑和挑战，唯物史观史学从学术版图“中心”退向“边缘”的无奈。因此，后者的学术生态更复杂。所以致此，概因史学家之学术活动与时代演进和社会主题变换之间的双向互动。
    美国学者柯文曾说，研究历史“虽然有一些通行的求证规则使我们忠于史实，但是在所有的历史研究中都不可避免地引进大量主观成分。选择什么事实，赋予这些事实以什么意义，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提出的是什么问题和我们进行研究的前提假设是什么，而这些问题与假设则又反映了在某一特定时期我们心中最关切的事物是什么。随着时代的演变，人们关切的事物不同，反映这些关切的问题和前提假设也随之发生变化”。②主导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两大主要范式--“革命史范式”和“现代化范式”学术势力的进退与时代演变和社会主题变迁谐振。
    民主革命时期，革命和阶级斗争一直是社会运动的主题。20世纪20年代末，为反帝反封建斗争和探求未来国家出路，郭沫若曾说：“对于未来社会的待望逼迫着我们不能不生出清算过往社会的要求。”③进入抗日战争时期，为了抗战，翦伯赞强调，在这样一个伟大的历史变革时代，他决没有闲情逸致埋头于经院式的历史理论之玩弄，他研究历史是为配合这一伟大斗争的现实行动。④新中国成立初期，民主革命时期的民族矛盾又以“反美”为主的“反西方”斗争的新形式而继续存在；在新中国选择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代背景下，资产阶级作为即将被消灭的阶级，成为革命的主要对象，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两条路线的斗争”一直是社会政治运动的主题。因此，“革命”仍在继续，其与民主革命时期相伴的“解放”、“新生”等涵义继续“发酵”。“革命给中国引进了一种新型政治，使远比此前为多的人们得以参与政治，使无权言政的人们得以发言，它将人们从过去的被压迫状态中解放出来，并使他们摆脱了传统的思想奴役。革命使中国摆脱了帝国主义，并转变为一个现代主权国家。革命还清除了或由历史形成的，或由近代帝国主义导致的种种发展障碍，解决了发展问题”。⑤新中国成立后，主流意识形态对“革命”的崇高定位，为“革命史范式”支配近代史甚至整个历史研究领域提供了足够的外在支撑。因此，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几乎所有的中国近代历史著作，如范文澜的《中国近代史》（修订版）、胡绳的《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再版）、戴逸的《近代中国史稿》、刘大年主撰的《中国史稿》（第四册）和《中国近代史稿》（全三册）、翦伯赞主编的《中国史纲要》（近代部分）、胡绳的《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等，都以革命为“中心事件”和最高价值。
    但是，“文革”结束后，经过“拨乱反正”，中国确定了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基本国策。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取代了过去以阶级斗争为中心，以改革开放取代了关起门搞建设，中国重新走上现代化发展之路，中国社会结构和社会机制开始了实质性的转型。现代化成为新时期中国最具号召力的时代主题。社会主题的变换一方面给思想界、理论界、学术界的变化带来新的契机，另一方面也提出了进行变革的时代要求。国内有学者指出，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现代化运动重启之后，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还原了农民的个体性主体地位，市场经济的培育又使一个新的社会精英主体（资产者阶级或阶层）成长起来，并加入了历史命运的主体、主宰行列。重新阶级化或组织化的社会崇尚物质利益、科学技术和理性秩序。经济发展需要稳定的社会环境和循序渐进的社会变革模式。所有这一切，都为重估近代历史上的各种社会阶级价值、阶级斗争形式或政治效果提供了某种反思的酵素，为现代化历史的起源和过程的重新定位，提供了新的佐证。⑥美国学者德里克在分析这一社会转型对传统史学的影响时，更直截了当地指出：“当史学家开始重写中国近代史，以便用过去来为自1980年代起步的现代化努力提供支持的时候，他们如何处理革命的过去”，⑦成为革命史范式论者和现代化范式论者都需亟待解决的问题。“先前的历史解释曾将二十世纪的中国革命视为近代中国历史的中心事件，它构成了指导历史探究的问题群的核心”。⑧现在，“既然这一革命乃是一逝去的事件，革命的诸种动因已纷纷受到质疑，它的历史中心地位岌岌可危，因此围绕它而构成的那些历史问题也就十分可疑了”。⑨
    比较而言，批判和否定过去要比重建过去容易得多。由于社会主题的变换动摇了“革命”在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中心地位，之后，“近代中国史研究者面临的不仅是如何解释过去的问题，而且是比这远远难以把握（并具有颠覆性）的问题，即需要解释什么样的过去”，⑩以适应社会主题变换的要求。无论从历史本体层面还是从历史认识层面上说，近代历史研究领域的现代化范式和革命史范式的分歧概纠葛于此。现代化范式学派主张以现代化为取向重新打量中国近代史，叙述“追求现代化的近代中国”，他们提出了关于中国近代史的一系列观点，建立了以提高生产力水平、发展资本主义为线索的近代史学科体系和研究范式，对传统革命史范式专注近代政治、军事研究，固守“一条线索、两个过程、三次高潮、八大事件”僵化框架，以及用阶级斗争观点解释一切等做法提出严厉批评。革命史范式学派继续坚持以“革命”为取向解释中国近代史，叙述“不断追求革命胜利的近代中国”，他们坚信自己的治史理念和方法，认为革命史范式反映了中国近代历史的本质内容，他们反对因现实而改变历史，在严格区分历史与现实的前提下，认为革命史范式仍然是十分有效的解释模式，而现代化范式在解释中国近代的革命和阶级斗争方面是无力的。
    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两种研究范式在一系列问题上发生冲突，形成激烈论战。从争论的双方阵容看，大致可以这样认为，黎澍是现代化范式学派的精神领袖，刘大年则是革命史范式学派的一面旗帜。双方论题主要围绕洋务运动与近代史基本线索，民族独立和近代化的关系，革命与改良等问题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