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随着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和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思想解放成为理论界、思想界和学术界主流。在思想解放的潮流里，史学界在批判“文革”极“左”思潮的过程中，开始对过去长期存在的教条式的观念和做法进行认真清理和反思。1979年已有学者开始重新评价洋务运动和戊戌变法，并初步提出了中国近代史发展的主流问题。黎澍在总结、阐发这一新动向时，表达了自己的看法，从而引领了从现代化取向思考中国近代史的先路。他说：
    在太平天国以后，洋务运动、戊戌维新、辛亥革命，前后相续，一个发展高于一个发展，最后归结为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是合乎逻辑的。当然，由于中国资产阶级的软弱，他们没有完成这个使命，这才有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代之而起。所以新民主主义革命是旧民主主义革命的继续，而不是旧式农民战争的继续；它的目的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完成旧民主主义革命所未能完成的建立民主政治、发展现代经济的任务，为实现社会主义的革命转变准备条件，而不是继续走旧式农民起义所走过的老路。这样来解释中国近代史的主流及其发展，才比较接近事实。（11）
    黎澍在这里事实上已经提出了一条迥异于传统阶级斗争主线说的新线索，（12）那就是“洋务运动、戊戌维新、辛亥革命，前后相续，一个发展高于一个发展，最后归结为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13）这显然不同于过去以阶级斗争为主线的革命史范式的解释，而是从资本主义发展的角度的新认识。
    确切地说，黎澍在这里只是粗略地勾画了一条粗线，并没有进行详细论证。而详细阐述者是李时岳。1980年，李时岳发表《从洋务、维新到资产阶级革命》一文，沿着黎澍的思路，进行了详细分析。在此文开篇，李时岳首先提出：“洋务运动、戊戌维新和资产阶级革命，是近代中国前进的几段重要历程。”接着，他对这几次运动进行详细分析，最后得出大致与黎澍相同的结论：
    1840年到1919年的中国近代史，经历了农民战争、洋务运动、维新运动、资产阶级革命四个阶段。前一阶段孕育着后一阶段的因素，前后紧相连接。前一个阶段的运动尚未结束，后一阶段的运动业已萌发；后一阶段的运动已经开始，前一阶段的运动尚留尾声，前后交错。它反映了近代中国社会的急剧变化，反映了近代中国人民政治觉悟的迅速发展，标志着近代中国历史前进的基本脉络。（14）
    黎澍、李时岳的观点一出，很快得到一些人的支持。几乎与李时岳同时，刘耀也著文指出，用“三次革命高潮”把中国近代史划成三个阶段是不正确的，其原因是，这种分期法突出了农民运动，贬低了资产阶级政治运动。在这样的三次革命高潮中，农民运动占了两次，资产阶级政治运动只有一次称得上是革命运动，而另一次称不上为革命运动（因为采用改良手段实现变革）。这样代表中国近代历史的前进的方向究竟是谁？中国近代史上的主要事件又是什么？中国的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应该走什么道路，是资本主义还是封建主义（封建主义实际上就是半殖民地、殖民地的道路）？这些问题都是不清楚的。（15）于是，史学界掀起了关于近代史基本线索大讨论，观点纷呈，有的是对过去阶级斗争主线说的修补，有的是对黎澍、李时岳观点的引申和阐发。
    非常明显，以何者为近代史的基本主线直接决定着如何叙述近代史和叙述什么样的近代史。刘大年不赞同黎澍、李时岳等人把洋务运动、维新运动、辛亥革命看作一脉相承的观点。1981年，他在一篇文章中说，最近国内外关于中国近代史的撰述里面，都有把洋务运动、维新运动、辛亥革命看作一脉相承的。但是，仅从共和制问题上看，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根本不存在一脉相承的关系。恰恰相反，它们是彼此对立的。“如果维新运动、辛亥革命都讲‘民权’，表面上还有一点联系，那么，洋务运动一味尊君权，反民权，与共和制任何联系也没有。即使凭这一点，也不可以把辛亥革命同洋务运动放在一条历史轨道上去评价”。（16）
    新时期以来，对近代史基本线索的讨论起因于重新评价洋务运动，从当时论者的观点看，对洋务运动的评价不仅影响对中国近代史主线的认识，而且会导致对反帝反封建斗争历史的改写，因此，对整个中国近代史研究似乎都具有“枢纽”意义。分析诸种观点分歧产生的原因，根源在于如何认识“生产力的决定作用”。那些肯定洋务运动是进步运动的观点，是建立在资本主义发展，生产力对推动历史具有决定性作用的基础之上的。在刘大年看来，研究中国近代史，必须结合中国近代历史的特殊性来评定“生产力的决定作用”。从私有制到社会主义这样空前深刻的大变革，为什么一些阶级、一些人的斗争最后失败了；而一些阶级、一些人的斗争最后胜利了，这不能完全从生产力水平方面来解释，而必须充分考虑生产关系的因素。生产力水平，在一定范围内是决定性的，但不是在任何情况下，只要抓住这一点，一切疑难就会像庖丁解牛，奏刀騞然。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矛盾太复杂、太尖锐。事实证明，单从资本主义发展状况、生产力水平，不能说明中国是否会进入社会主义的问题。这是因为：
    历史的动向、行程和归宿，决定于整个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状况，在私有制社会，决定于依据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状况而存在的社会各阶级间的对立和斗争，决定于革命阶级的觉醒和斗争实践，不决定于任何人主观想象的“标准”。古往今来的历史从来也不是按照人们主观想象的“标准”行进的。以为中国先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力，然后进入社会主义就合乎逻辑了，不算人为的了，那不是历史的研究，而是一种历史假设。（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