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告别革命”论认为激进主义把中国搞坏了，还是保守主义好的观点，刘大年指出，这种观点无法回答这样两个问题：一是中国近代历史的脊梁或者基调是“革命”。不仅中国严肃的历史著作是这么叙述的，西方严肃的关于中国近代史的著作也是这么讲的，因为事情的本来面目就是那样。人们不管赞成与否，对此是无法否定的。二是无法回答帝国主义的侵略压迫把中国变成了半殖民地、半独立国，但中国除了部分地区，又没有变成外国殖民地，这与历史的脊梁即革命运动、人民起义是什么关系？刘大年列举大量事实，证明中国之所以没有由半殖民地变为殖民地，而且最后终于摆脱了殖民地、半殖民地统治，恢复了民族独立，根本原因就是，“有包括人民各种反抗斗争在内的整个革命运动，有革命这个历史的主旋律。不管人们赞成与否，对此同样是无法否定，也无法顾左右而言他的”。（43）因此，在刘大年看来，既然革命是近代历史的主基调，既然革命使中国避免沦为殖民地，并且恢复了民族独立，改良当然与革命无法相比了。
    近代一百多年历史，通常被称之为民族民主革命的历史，以革命名之，抓住了这段历史的基本特点，凸现了当时代的社会主要问题。但是，应当承认，革命的确不是这段历史的全部，即使从政治变革与社会变革的角度看，改良都是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革命扫除了实现现代化道路上的障碍，有力地推动了社会的进步，当然应当重视，但是，社会进步同样与改良有着割不断的联系，同样值得重视。
    从人类历史发展的长时段看，近代中国的大趋势是走向现代化。革命是为最终实现现代化开辟道路，改良也是向着现代化方向前进，两者的方向和目的是一致的，既然如此，那么，我们就没有理由把两者对立起来，相反，他们在同一方向前进的过程中，可以互相促进。但是这并不是说，两者之间不存在矛盾，而且它们之间的矛盾斗争有时还很尖锐，近代以来发生过多次革命与改良之争，如辛亥革命派与改良派之争、“问题与主义”之争等。从根本上说，他们之间的对立和分歧，是在当时中国特殊的国情下，争论通过何种途径，才能使中国实现民族独立，实现近代化或现代化。也正因为当时存在意见分歧和斗争，所以，当我们回望近代历史，特别是当我们拘于现实政治的、思想的和意识形态的立场，从学术层面上评价近代革命与改良孰轻孰重、谁主谁次的时候，不同的学者才有了不同的观点，这属于学术研究的正常态。因此，只要不是出于政治意识形态的特殊目的，对于不同的学术观点采取宽容的、兼容的态度，是应当提倡的。
    进入新时期以来，现代化范式与革命史范式的冲突，是在新的社会主题下出现的学术论争，反映了两派学者在史学研究观念上，是摆脱还是坚守长期弥漫于史学界的“革命意识形态”。刘大年选择继续坚守革命意识形态观念，从学术认知上看，也可能是因为他坚信，在这种史学观念指导下的历史研究准确地反映了中国近代历史的真实面貌；从史学研究的政治功用看，可能是因为刘大年担心如果放弃这种观念和解释模式，中国共产党执政权的历史合法性和中国人民对社会主义道路的选择，就会找不到历史的依据。其实，正如有学者所指出，新中国的历史合法性，历史早就给出了肯定答案，而不在于我们如何言说它。（44）新中国成立后半个多世纪里，在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和走社会主义道路上取得的巨大成就面前，大概不会因为有人从学术层面上提出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主线是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从而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道路。毛泽东在新中国初期就曾指出，中国共产党人“是孙中山先生革命事业的继承者”，“我们完成了孙先生没有完成的民主革命，并且把这个革命发展为社会主义革命”。（45）因此，如果仍然出于这样的政治维护而坚持革命意识形态，其价值和意义可能会越来越小。但是，如果从意识形态与学术研究的关系角度思考，革命意识形态之于学术研究的确又有它的特殊作用，我们决不能轻视和忽视它的存在。“党派知识分子所研究的问题和学科可能是其他知识分子们（因意识形态或其他原因）没有考虑到的”。（46）革命意识形态为理解历史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诚如这种意识形态在学术史上所呈现给人们的那样：由于这一意识形态的牵引和提供的动力机制，（47）唯物史观派史学家们对过去无人问津的领域进行了大规模研究和掘发，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学术成就。因此，在回应现代化范式挑战的同时，更多地从学术层面深入掘发革命意识形态和革命史范式的学术价值，在“后革命”时代可能更有意义。
    注释：
    ①刘大年曾说：“我同侯老或其他诸老，根本不是一辈人，在工作的任何一点上，绝对不应当把我同他们放在一起谈论。侯老和其他诸老，是我的长辈、领导者和指引者，我是他们的后辈、被领导者和小学生。”参见刘大年：《侯外庐与马克思主义》，《历史研究》1988年第1期。
    ②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前言，林同奇译，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41页。
    ③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自序，上海：群益出版社，1951年。
    ④参见翦伯赞：《历史哲学教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