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近代以来，中国人民追求民族独立和实现近代化，是客观存在的两大问题。现代化范式和革命史范式学者大都认可这一观点，但是二者谁重谁轻，谁先谁后，不同学派却有不同的回答，而不同的回答往往决定对中国近代史的不同叙述。刘大年认为在帝国主义侵略下，面临被瓜分、灭亡的中国，人民为了生存下去，一要推翻帝国主义及其代理人封建阶级的统治，二要发展资本主义，求得民族、国家的前进，二者缺一不可。认识中国近代历史，绝对不能离开正确解决这个问题。如果拯救国家危亡、争取民族独立是各种矛盾中的主要矛盾，是解决其他问题的关键，那就必须把反帝国主义反封建看作历史前进的动力，有了这个动力，才有其他。如果相反，在帝国主义的半殖民地秩序统治下，中国有无或有多少资本主义是各种矛盾中的主要矛盾，是解决民族独立问题的前提，那我们就必须把发展资本主义看作推进历史的灵魂，一切就应当服从这个灵魂。反帝反封建斗争，即使不必取消，实际也无关痛痒。（25）两者的关系到底如何？刘大年认为历史的进程已经有力地回答了这个问题：
    非常明显，当时中国的问题，不在发展资本主义如何重要，而在如何才能发展自己的资本主义。前几代中国人，对认识这个问题有过痛苦的经历。他们对外国侵略势力不缺少感性认识，但难于从社会阶级上去理解。他们陆续提出过“实业救国”、“教育救国”一类的主张，亦即认为有了资本主义，就可以使中国由不独立变为独立，由弱变强。他们也都失败了。他们又陆续提出爱国、革命的主张，仍不反对帝国主义，甚至以为后者可以赞助自己的事业。他们都失败了。发展民族资本主义，为中国历史进步所必需，但不从解决民族独立、改造旧的生产关系、社会制度入手，而从发展资本主义本身入手，就决不能满足这个必需，只会流为幻影。把发展资本主义作为大动脉，看待处于帝国主义半殖民地统治下的中国近代史，未免不顾历史对问题所作的回答，重新提出了一个世纪以前人们提出过的资本主义救中国的老问题。给洋务运动安上新的生产力之类的名词，并未改变问题的实质。所以，认为它是中国近代史新篇章的开头，是没有道理的。（26）
    刘大年提出并阐述“两个基本问题”谁先谁后不久，史学界展开了激烈讨论。李时岳对此问题提法本身提出了质疑：“有人说，历史已经证明，在中国，资本主义化是不能成功的。不先解决独立和民主问题，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工业化。因而，中国近代史的本质过程不是什么资本主义化，而是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革命斗争。其言甚辩但悖于理。”（27）李时岳认为，在当时的中国，独立和民主问题是和资本主义化问题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提出孰先孰后的问题实际上没有什么意义，只能导致陷入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玄学争论。固然，后来的历史证明，资本主义化不是中国的前途，但当时人们不可能知道。难道要当时的人们奉行这样的信条。斗争就是一切，前途是没有的，或至少暂时是没有的吗？（28）徐泰来也在承认“两个基本问题”的同时，提出了与刘大年相反的观点，他指出，有人认为中国应该是先独立后发展生产力，问题在于，如何争取独立，凭什么去争取独立？中国本来是一个独立的国家，独立是怎样失去的，除了清政府的政治腐败，主要原因难道不是中国的落后吗？落后就要受人欺侮，就要挨打。中国不正是因为落后挨打，打不赢，就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不断地失去独立吗？在这种情况下，空喊要独立，能得到吗？空喊打能打赢吗？“当时唯一的出路，就是要赶快改变中国的落后状态，用洋务派的话说，就是要自强求富。如何自强求富，就是要发展生产力，什么样的生产力，就是西方已经发展起来的近代生产力。西方之强，就强在有这种生产力，中国之弱就弱在没有这种生产力”。（29）“生产力没有一定程度的近代化，中国既不可能推翻封建统治，也不可能恢复完全的独立地位”。（30）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刘大年反复强调“民族独立”与“近代化”两者之间的关系，认为这两个问题尽管内容不一样，不能互相代替，但是又息息相关，不能分离。（31）“民族独立与近代化，是两回事，不能互相代替。民族独立不能代替近代化，近代化也不能代替民族独立。它们紧密地联结在一起，不是各自孤立的。没有民族独立，不能实现近代化；没有近代化，政治、经济、文化永远落后，不能实现真正的民族独立。中国人民百折不回追求民族独立，最终目的仍在追求国家的近代化”。（32）刘大年还认为：“以前我们把中国近代史叫做‘民主革命’时期的历史。‘民主革命’里面有民族独立的要求，没有直接的工业化的要求。这当然不是表示革命者们不要求实现近代化，而是表示他们知道中国的近代化要从解决民族独立问题来突破难关。难关一旦克服，中国实现近代化的办法就形成了，前进的道路就打开了。这就是中国近代历史曲折地走过了110年的道路和结局。”（33）
    “民族独立”和“近代化”孰先孰后，谁重谁轻，意义重大，直接决定了中国近代史解释模式。如果前者重要，当然要围绕民族独立斗争和革命解释，那么，传统中国近代史叙事革命史化，就不会有多大问题；如果后者重要，中国近代史则要以发展资本主义，实现近代化为中心叙述，这样，传统的革命史解释体系就需要反思，甚至要重新改写。因此，这一问题实际上是两派学者各自据以支撑自己解释体系的重要基石，其方法论方面的意义之重大是明显的。但是，两种叙事毕竟各自揭示了中国近代史的一个侧面，值得学界认真思考。基于这一认识论意义，即使坚持革命史范式的另一重要人物--胡绳在1995年《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一书再版序言中，也曾明确指出，以现代化为主题来叙述和说明中国近代的历史“是可行的”。他说：“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几代中国人为实现现代化做过些什么努力，经历过怎样的过程，遇到过什么艰难，有过什么争论，这些是中国近代史中的重要题目。以此为主题来叙述中国近代历史显然是很有意义的。”但是，胡绳又接着说：“以现代化为中国近代史的主题并不妨碍使用阶级分析的观点和方法。相反的，如果不用阶级分析的观点和方法，在中国近代史中有关现代化的许多复杂的问题恐怕是很难以解释和解决的。”（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