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然，刘大年对于历史进程的分析，更看重生产关系的反作用，强调改变生产关系在推动社会进步的巨大作用。从这一角度出发，刘大年认为洋务运动根本就不是什么进步运动。他说：
    洋务派的特点，一是掌握清政府官办近代军用、民用工业实权；二是掌握军事实力；三是政治上、经济上与外国打交道，受到帝国主义支持，是中央政权或地方政权的当权派。在经济地位上，他们和买办阶级相联系，又是封建地主阶级的一部分。他们所办的工业，丝毫没有改变，没有减轻中国民族所遭受的帝国主义侵略和压迫，也丝毫没有改变和减轻人民所遭受的封建剥削和压迫，相反地，是成了维持、加强那种压迫，剥削的力量。中国社会历史前进所迫切需要的，恰恰就是要摆脱那种压迫剥削，要有自己的民族工业，民族资本主义，而首先是要求民族独立，要有资产阶级的民主权利。因此，资产阶级维新运动兴起，便力求同洋务派划清界线，把他们作为封建统治势力去批判。资产阶级革命运动崛起，除了与改良派论战，矛头也指向洋务派，也是把他们作为封建势力去反对的。洋务派如果确实是一个顺潮流而动的进步势力，那就必须承认，是历史奇特的恶作剧，几乎愚弄了所有的人。资产阶级维新派、革命派都受愚弄、看错人了，都把进步势力作为封建势力去反了，而且都是以进步反进步；帝国主义也受愚弄，看错人了，把进步的势力当做自己的同盟者加以支持，去镇压中国人民。这实在是不可思议的。其实洋务派是怎样一种势力，通观中国近代史，就可以了然于怀。它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制度必有的产物，是与这个制度相终始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统治存在，洋务派这个阶级力量、政治集团就存在。（18）
    应当承认，刘大年对洋务运动的特点认识是准确的，但是，他运用“资产阶级维新运动兴起，便力求同洋务派划清界线，把他们作为封建统治势力去批判。资产阶级革命运动崛起，除了与改良派论战，矛头也指向洋务派，也是把他们作为封建势力去反对的”（19）这一逻辑来论证洋务运动不是进步运动，应当说是没有多少说服力的；相反，却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黎澍提出的“在太平天国以后，洋务运动、戊戌维新、辛亥革命，前后相续，一个发展高于一个发展，最后归结为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是合乎逻辑的”（20）观点。一般来说，人类社会是不断向前发展的，后人站在后来历史发展的新的高度，肯定会发现前人的不足，对前人的活动做出批评，甚至是全部否定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后人这种否定并不必然说明前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所做的一切都是反动的、退步的，因此，刘大年在逻辑论证上没有让人信服。
    到了1980年代中期，刘大年就直接对以资本主义发展作为近代史基本线索的“洋务-维新-革命”的框架说，作出正面回应。他认为洋务派引进了西方近代技术，办了一批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这些民用工业不管怎么落后，它在中国是规模较大、出现较早的资本主义性质的工业。资本主义比封建制度高出一个历史阶段，中国要摆脱半殖民地半封建统治秩序，必须民族独立，发展资本主义。但是，这仍然不能改变洋务派清政权反动统治阶级的本质，“洋务派属于清政权反动统治阶级中的一派，洋务运动是地主阶级的自救运动，这样说，基本适合洋务派的阶级地位和洋务运动的性质”。（21）他指出：
    中国近代史研究者中，一些人因此极力主张重新评价洋务派、洋务运动。持这种主张的人认为洋务派并不只维护地主阶级的统治利益，他们可能是中国最早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体现者。他们和清政府中的顽固派相反，提倡学习西方科学技术。不管他们做了多少坏事，兴办近代工业、传播资本主义，就做了最大的好事。龚自珍、魏源等是中国近代最早主张改革，学习西方的先进者。洋务派的思想和龚魏等人一脉相承。过去他们被贴上反动统治阶级的标签，把他们推进资本主义的显著功绩也给否定了。那太不实事求是了。洋务运动完全是一个进步的运动。中国近代历史的大动脉是资本主义。中国近代史的新篇章应该从资本主义写起，即从洋务运动写起：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这些环节，构成了整个历史前进的链条。不这样理解洋务运动，就等于否认中国当时学习西方，引进资本主义的必要性和先进性。一味强调反帝反封建的观点，是过时的不足取的观点。有的研究者把它加以简化，叫做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洋务-维新-革命”框架说。（22）
    刘大年认为这种“框架说”是绝对不能接受的。如果单从经济上来看，“洋务派举办民用工业，对中国出现资本主义生产，起过某种作用。看不到这一点，不能全面说明洋务派和洋务运动。但是这个事实决不足以改变洋务派大官僚和他们种种活动的反动阶级属性和历史位置”。（23）
    刘大年这时强调的理由显然仍是洋务派举办的工业具有浓厚的封建性、买办性；洋务派大官僚与封建政权相结合；洋务派和他们的种种活动，既没有推进中国的民族独立，也没有减少民族资本主义发展所受的压迫，而一切都恰恰相反。刘大年这时还进一步指出，中国早期的资本主义工业并不都是在洋务运动的轨道中发展起来的。没有洋务派，一般地主商人只要有利可图，也照样会去走兴办工业的道路。因此，决不应妄自抬高洋务运动的地位，认为是历史发展的必经阶段。
    从刘大年对洋务运动的评价看，它与顽固派属性基本一致，但是，从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看，洋务运动的确又与清政府中的顽固派的做法不同，那么，如何看待他们两者之间的一致性？刘大年认为，洋务派活动是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势力在清政权内部的反映。当我们评价洋务运动时，不能把他们的经济、政治活动分开。“政治，归根到底，是对一定的政权采取什么态度、提出什么要求的问题，维护它，推翻它，或者改良它。洋务派办工业、引进西方科学技术，无不出于镇压人民反抗、保持封建统治的最终政治需要。他们一点也不肯损害这个政权和它所代表的阶级的利益，只着眼于拼命维护这个政权及其阶级利益，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明确表现出了他们所以采用西方科学技术那种‘用’，是为了保持和不触动封建政治统治这个‘体’。在这个要害问题上，洋务派是坚持到底的。政治、经济分开了，他们就不成其为洋务派，而且也不成其为任何阶级势力了。所谓分开评价，只不过是表示‘进步论’无法自圆其说。考察全局，我们确实找不到根据，可以把洋务派、洋务运动，看作进步的势力、进步的运动”。（24）
    很明显，刘大年评价洋务运动，坚持的是革命史观，以“革命”为最高价值，注重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政治的或阶级的利害。在强调经济与政治不能分开的前提下，只要政治动机是维护反动统治阶级利益，那么，洋务派的经济活动，无论促进了社会多大发展，也是不足取的，而且，这方面的事做得越多越反动，因为它有利于“镇压人民反抗”和“保持封建统治”。如果真的坚持这样的标准，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决定作用，又当如何认识呢？因此，刘大年的这种观点连同其他观点又遭到了“进步论”者的反驳。
    被动应对挑战不符合刘大年的性格，在回应现代化论者对阶级斗争主线说质疑之时，刘大年努力寻找突破口以主动出击。他对中国近代“两个基本问题”的论述正是这一点的突出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