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胡绳认可“以现代化为主题”叙述中国近代史的同时，刘大年则明确提出“民族运动”是“中国近代历史运动的主题”，“近代化运动”实质是“民族运动”观点。他说：
    110年的历史运动是什么？我以为基本的运动是民族运动。中国近代民族运动的内容有两项，一是要求民族独立，二是要求中国近代化。从西方侵略中国这一天起，就是民族运动的开始，也就在我们面前提出了近代化的问题。这110年的斗争，总的说就是这两件事。这两个问题不能相互代替，民族独立不能代替近代化，近代化也不能代替民族独立，但两个问题又是联在一起，不能分开的。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两个问题的内容是变换的。我们说中国近代史的主题基本上是民族问题，就是说从鸦片战争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段时期，中国所有的阶级，没有一个不参加民族斗争，不卷入民族斗争的。（35）
    刘大年认为中国近代史上最突出、最频繁的事件是战争，中国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都参加了民族战争，为什么？因为有一个民族压迫和反民族压迫的问题，也就是外国侵略不许中国民族独立，中国则要求民族独立。国内战争好像不是对着外国的，但实际上都是在外国侵略、压迫的背景下出现的。人民对帝国主义与中国封建势力同盟进行革命，那个同盟的盟主正是帝国主义。两种战争或运动来回改变的只是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哪个为主为次，暂时哪个最尖锐，而不是改变民族独立的目标，不是改变民族矛盾的存在。所以，中国近代的历史运动，归结起来是一个民族运动。整个民族运动的过程，也就是中国要求改变落后，实现近代化的过程。因此，“可以说中国近代史归根结底是一个民族运动，是具有两个内容的民族运动，从这个角度看历史，是不是更加切合历史实际一些。我们不能把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简单化，拿一个代替一个，但半殖民地表明了民族矛盾是最后起作用的”。（36）
    很显然，两位近代史学界的头面人物对“近代历史运动的主题”看法存有差异。胡绳给予“近代化”以更多的重视；刘大年试图用“民族运动”概括中国近代历史运动的主题，而且认为在这个“民族运动”中“民族矛盾是最后起作用的”。（37）因此，重视“民族独立”多一些。如果说胡绳在求新、调整方面做了探讨，那么，刘大年则像一名战士一样坚守自己的阵地。刘大年虽然认为“中国人民百折不回追求民族独立，最终目的仍在追求国家的近代化”，（38）但是，他强调民族独立与近代化毕竟是两个不同的问题。内容不同，解决的方法也就不一样。人们无法同时并举来实现两个任务，或者毕其功于一役。唯一解决办法，就是革命，推翻半殖民地半封建统治秩序，取得民族独立，为中国实现近代化打开新的天地。
    四
    对于中国近代历史而言，革命与改良是解决社会矛盾包括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两种基本形式。革命意味着使用暴力手段实现激进的政治和社会变革，改良意味着采用和平方式实现渐进的政治和社会变革。“文革”结束后，特别是中国向现代化定向后，中国社会实现了从以阶级斗争、政治运动为主题向以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为主题的现代社会转型。现实的经济改革大潮使人们的思想观念发生了巨大变化。有的学者由于过度迁就现实改革，在评价近代中国历史之时，出现了片面拔高改良，否定革命的倾向。20世纪90年代以后更出现了“告别革命”思潮。
    到底如何看待近代的革命与改良，刘大年详细阐述了自己的观点。针对一些人片面拔高近代历史的立宪、改良，贬低革命的观点，他指出，分析这个问题，应当回顾一下历史。最初，地主阶级中奕、曾国藩、李鸿章等人发起洋务运动，他们希望在遵守不平等条约、不触动封建制度要害的条件下，利用西方科学技术，保住旧的统治秩序，实现所谓“自强”、“自立”。推行的结果，中国进一步变为半封建半殖民地，民族资本主义受到压迫，艰于成长。经历30年，洋务运动彻底失败了。于是康有为、梁启超、严复、谭嗣同等倡导、启迪的资产阶级维新运动应运而起。他们要求清政府自上而下变法改良，变革封建专制政体，实行君主立宪，奖励民族资本，提倡学习西方资产阶级文化，以挽救民族危亡。他们一手握着皇帝命令，一手举起孔学为护符，表面上雷厉风行。但是，当封建顽固势力略施还击时，维新运动又迅速失败了。洋务运动与维新运动，任凭研究者这样那样解说，一个卖国，一个爱国流血，性质不同。但它们的失败，却说明同一个问题：在帝国主义控制下的半殖民地化的中国，要求独立富强，达到近代化，走改良的道路，不管皮毛枝节的改良，还是政治制度上的改良，都是“此路不通”。洋务运动把中国“自强”、“自立”解决了，维新运动就不会出现了。同样地，维新运动把中国民族独立、发展资本主义问题解决了，辛亥革命就不会出现了。洋务运动没有给中国找到出路，所以有维新运动。同样地，维新运动也没有给中国找到出路，所以有辛亥革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为中国前进所必需，这就是辛亥革命的由来。刘大年强调，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一定要根据这种必要性来评价革命派、孙中山的历史功绩。认为立宪派的道路可以致中国于近代化，相信这种说法，不知他们如何看待从洋务运动到立宪派本身一连串失败的历史。革命派、孙中山试图经过革命，凿开中国迈向近代化的通途，立宪派抵制革命，阻塞那种通途。他们的根本相异之点，就在于此。（39）
    20世纪90年代初，“国学热”和新文化保守主义思潮迅速兴起，学术界出现了淡化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认为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已经过时，否定辛亥革命，否定五四运动，甚至否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等观点。还有人甚至认为“‘革命’在中国并不一定是好事情”，（40）“决心‘告别革命’，既告别来自‘左’的革命，也告别来自‘右’的革命”。（41）刘大年在一次学术研讨会上强调指出，马克思主义是史学研究的最根本的方法，其基本观点、主场和方法仍然是颠扑不破的真理；同时，刘大年也提出了对马克思主义学说要进行具体分析。他认为有些人对马克思主义产生怀疑并不是不可理解，但即使有这些问题，我们并不能说马克思主义就不是一门科学了，它还是指导人们研究社会历史的科学。马克思主义带给这个世界的改造运动，是前所未有的。但是，历史发展的最基本规律是不平衡，“资本主义发展有高潮与低潮，社会主义发展也是如此，到现在为止，社会主义还是黎明，不是充分发展的高潮，高潮还在后面。所以，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体系是科学的，仍然是我们研究历史的指导思想”。（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