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破瓶颈:中国社会文化史的理论与方法(笔谈)(5)
着力揭示社会现象背后的文化内涵 左玉河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北京 100006) 作者简介:左玉河(1964-),男,河南新乡人,历史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中国近代社会文化史。 中图分类号:C91-0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2987(2012)03-0105-03 什么是社会文化史?如何研究社会文化史?这是10年前召开相关会议时大家讨论的热点和争论的焦点问题。在10年后的今天仍然提出并讨论这样的问题,一方面说明社会文化史已经引起了国内学术界的广泛注意,特别是引起中青年研究者的浓厚兴趣,另一方面说明有在研究理论和方法上进行深入探讨的需求。因为社会文化史是新兴学科,又是交叉学科,所以大家都在摸索中,都在慢慢地积累经验。刘志琴先生给社会文化史所划定的范围是大众生活、生活方式、社会时尚三个部分。这个研究范围,显然与过去研究的文化史不一样。过去研究的文化史比较关注知识精英的文化观念、文化思想。而社会文化史关注的是社会民众的文化观念和文化意识。它关注的是大众的日常生活方式、社会生活和社会时尚。过去那些上不了台面的东西,逐渐进入研究者的视野。社会文化史关注的对象,是衣食住行、婚丧嫁娶、娱乐休闲、宗教信仰、节日节庆等等,生活方式和社会时尚的变化都体现在里边。可见,社会文化史的研究对象是非常丰富的,有着广阔的研究空间,用刘志琴先生的话说就是“青史有待垦天荒”。 我个人倾向于这样的认识:凡是从文化史的视角来研究历史上的社会问题,用社会学的方法来研究文化问题者,都可称为社会文化史。概括就是,对社会生活的文化学提炼和抽象;对文化现象的社会学考察和探究。 社会文化研究的对象明确下来后,应该怎么进行研究呢?当然有很多种研究方法。其中最基本的研究方法,就是把日常生活中衣食住行、婚丧嫁娶这些社会生活变化的情况给描绘出来,呈现出来。如民众的服装,从清代长袍马褂到民国时期中山装、旗袍的流行,包括日常生活中各种军服、礼服、制服的形成,可以看出服饰的变化。吃、住、交通等等,也是如此。目前的社会文化史研究,很大程度上处于这种社会生活描述的层面上,呈现出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这在过去是没有的,是应该给予充分肯定的,但这还远远不够,恐怕还不能称为社会文化史,恐怕还不是理想中的社会文化史研究。因为这最多给大家增加一些常识性的社会生活知识,仅仅属于表层的社会现象描述,充其量也是浅层的表象研究。 我认为,社会文化史研究一定要从“生活”层面上升到“文化”层面,而不能仅仅局限描述社会“生活”现象的低浅层面。社会文化史研究的重点,是关注于这些生活现象背后所孕育的“文化”含义,就是既要研究社会生活,还要研究背后隐藏的社会观念,特别关注社会生活与观念之间的互动。 以服装变迁为例,服装最原始的含义是保暖,再后来赋予社会文明的含义,体现出社会的等级,我们称之为“衣冠文明”。服装成为一种文化符号,而文化符号所赋予的内涵是非常大的,它首先体现出的是一种礼制,是一种尊贵卑贱的等级制度,与儒家文化强调的等级秩序观念有关。近代以来,服装从长袍马褂到礼服西服时装的变化,首先体现出来的是传统等级制度的隐退及自由平等观念的呈现,其次体现出服装逐步趋于便捷化、多元化、休闲化。当然,并不是说人们不再赋予服装以政治性的内涵,只是其内涵有所变化。以中山装为例,孙中山在设计这套服装时是否赋予其政治含义姑且不论,但当其流行之时,国民党人赋予它一些所谓的政治符号,如三民主义、五权宪法等。南京国民政府制定的《服装条例》规定中山装为一种正常礼服,教师和公务员参加正式社会活动时要穿。可见,服装本身包含有政治或文化的含义在内,服装本身的变化体现出人们思想观念的变化。如果不从文化或政治的角度审视服装的变化,不揭示服装变化背后隐含的政治和文化内涵,是难以深刻领悟社会生活变化的深层问题的。而对这种生活现象背后文化内涵的揭示,正是社会文化史研究所要追寻和重点关注的,也是与一般意义上的社会史和文化史研究的区别所在。 社会文化史的价值,就是通过对下层民众衣食住行等社会表象的分析,揭示出一般民众的思想观念和意识。我认为,从具体社会生活面相上所呈现出来的观念变化,或许更具有说服力。在此,不妨以“头发”所体现出来的文化观念的变化,来说明社会文化史研究的特点和长处。传统中国男人的头发都挽成发髻的,没有剃头之说,因为“身之发肤,受之父母”,是不能损伤的,这是孝道的表现。但清兵入关后,要求剃掉前面部分,后边要扎成辫子。中原汉族文化跟满族习俗差异很大,在汉人看来,挽起发髻才是文明的表征,而剃头则是野蛮的表现,头发也是中原文明优于满族的标志。剃头不仅意味着汉人对满族的屈服,而且暗示着文明对野蛮的屈服。所以,上至士大夫下至老百姓,对清朝的剃发之举都加以抵制,以致出现了“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很多人因不愿剃发而被砍了头。清末西洋文明进来之后,男人留辫子被认为是一种野蛮、不文明的表现,因此留学在外的学生们觉得留辫子是一种耻辱,于是纷纷剪发。同时,由于清初汉人围绕着剃发问题而做过流血牺牲,剪掉发辫便隐含着反清之意。故在清末之时,留发被认为是忠于清政府的表现,而剪发代表着反清、叛逆,故革命志士纷纷剪发。民初一律要剪发,一是要与西方文明接轨,趋于文明,二是不再效忠于清政府。因此,在剪发成为大趋势下,拒绝剪发而留辫子,便被视为效忠遗清之举,留辫者多是忠于前清的遗老遗少,被视为落后、保守的象征。民初以后,头发花样就多了,其包含的政治内涵仍然存在,它仍然作为政治符号的表征而演变着。五四运动和随后掀起的国民革命中,女青年剪掉辫子改成短发,成为倾向革命、与旧观念决裂的象征,成为追求进步的时髦之举。也正因为如此,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反动派在江浙、两湖地区镇压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时,对留短发的女青年格外关注,将其视为“赤化”的青年而捕去,有些女青年就因为追时髦剪短发而被抓,有些甚至被杀掉。 可见,头发在近代革命风潮中曾被赋予丰富的政治内涵。举这样的例子,是想说明:社会文化研究第一个层面是要把社会生活的表象呈现出来,第二个层面是要揭示这些社会生活现象背后隐藏的“文化”内涵;既要关注社会生活,更要揭示生活背后隐含的文化观念。 对近代中国社会文化的具体面相研究可以用具体的方法进行研究,并有一定的适用性,也可以揭示其较为丰富的内涵,但从总体上说,社会文化史研究要形成一套区别于社会史和文化史,并有相当有效性的方法,还是很困难的。况且,在研究中会发现,越往深处研究,就越觉得会导致碎片化问题,会出现这样的困惑:到底近代以来整体上的社会生活变化是什么?到底民众的社会观念是怎样的变化?你或许会陷入“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困境中。这或许就是我的困惑所在。 尽管社会文化史研究已经尝试了20年,呈现出方兴未艾之势,但不可否认的事实是:目前的社会文化史研究缺乏必要的研究理论和方法,缺乏深入专精的高水平著作(典范之作),面临着发展的“瓶颈”问题。从提倡到现在20年间,我们确实进行了很多探索,也涌现出一些有影响力成果,如梁景和关于陋俗的研究,李长莉关于上海伦理观念变化的研究等。但是总觉得还不完全是按社会文化史的路子、理论、方法来研究。缺乏众人认可的体现社会文化史独特理论与方法的典范之作,缺乏中国自己的文本解释体系。什么是典范之作?就是这个题目从选题到运用资料,到采用的方法,再到得出的结论,都能得到大家的认可。如何尽快产生中国社会文化史的典范之作?首先需要在理论方法上进行创新,大胆地运用西方新文化史的理论方法进行尝试,做出几篇成熟的论文,推出能够体现出中国社会文化史方法的系统著作。 中国社会文化史是一个既非常广阔、需要有人艰辛耕耘的研究领域,也是一个富于挑战、需要付出艰苦劳动的研究领域。入其门不易,而一旦入门,要想从中取得丰硕成果“潇洒”地走出来,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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