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考古学中的景观概念
    考古学对空间的关注由来已久，无论是传统的文化史研究还是对聚落形态的考察，空间都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然而考古学家所关注空间概念的角度却有着鲜明的差别。传统的文化史研究中，空间实际上更多倾向于区域性或地域性的差别，空间概念仅仅是不同类型的物质文化遗存组合的空间分布的差异，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空间分析，更谈不上对地表空间构成要素的研究。空间分析虽然普遍被认为是聚落形态考古的重要内容之一（张光直1986），然而长期以来聚落考古中的空间分析却多集中在对遗迹、聚落或遗址本身的分析方面，更多关注的是遗迹的空间结构、不同类型遗迹之间的空间布局、不同聚落之间的空间位置关系等，但却将对遗迹遗物、聚落遗址等所处的生存环境、景观生态的研究简单地置于环境考古学的范畴中，而缺乏对遗迹之间、聚落之间或遗址之间承载人类活动的复杂地表空间要素的充分关注。
    实际上，与聚落形态考古中以遗迹和聚落为核心的空间分析相对应的是对地表遗物的空间分布和聚落之间的地表空间要素的分析，尤其是在英国的学术传统中，也就是所谓的景观分析。早在19世纪后期，皮特里弗斯在英国Cranborne Chase地区的考古工作就已经注意到将考古发掘的成果置于一定区域性的复杂文化和生态环境背景中考察（Pitt Rivers 1887）。20世纪中后期，在聚落形态考古兴起的同时，一些考古学家也开始反思并将研究的视角扩展到被定义为遗址（sites）的人类活动的“热点区域”（hot spots）之外。从这个意义上出发的所谓的“非遗址”考古（siteless archaeology）（比如Dunnell 1992）、“遗址外”考古（off- site archaeology）（比如Foleyr 1981）、“分布式”考古（distributional archaeology）（比如Ebert 1992）的概念以及冠以“景观考古”（landscape archaeology）为名的研究（比如Gosden and Head 1994; Yamin and Metheny 1996）开始广泛出现。从实践效果来看，这些对发生在遗址之外的人类活动的思考产生了两方面的积极影响：其一是对以聚落遗址为中心的一定人类活动半径内的生计资源的考察，也就是所谓的“遗址资源域分析”（site catchment analysis），这方面的研究可以追溯到希格斯等人早年的工作（Higgs and Vita- Finzi 1972）；其二是推动了对遗留于聚落之间人类活动遗存的研究，比如聚落间的土地利用、农田系统、道路网络等等，而这也正是以遗址为核心的传统考古学研究中所忽略的内容。值得注意的是上述两方面的工作使考古学家深刻地认识到了人类活动与其所处的土地之间的复杂和微妙的互动关系，从而推动了考古学对景观的研究和景观考古学概念的诞生。
    最早在理论上对景观考古学产生影响的是20世纪60年代的人文地理学，因此早期考古对景观的研究更关注人地关系。从人文地理学对景观的理解出发，考古学研究景观的重点在于区域内的人类活动与景观构成和变化之间的互动关系。景观被看作是人类持续性的社会活动和文化传统在不同类型的地表地物和空间要素体上的累积性的记录，是我们通往真实过去的有效途径（Daniels 1989:196）。这些研究多采用区域调查、文献检索、地图测绘和选择性的试掘等方式，力图去揭露景观演变历史的阶段过程（Aston and Rowley 1974）。从考古资料的运用上，这种研究更强调对散布于地表的人工遗物的系统考察，因此一些研究者直接将景观考古定义为一种以地表遗物为研究对象的研究方法（Bahn 1992）。除了人文地理学之外，生态学概念上的景观也对考古学研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而这方面的工作主要集中在对过去一定历史时期内区域性地貌的复原和地表植被的重建上。研究手段则依赖于考古发掘或调查取样所获取的古环境和古植物遗存，尤其是对孢粉的研究（比如Godwin 1975）。
    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随着后过程主义考古学的兴起，考古学研究中的景观概念也进行了全面的反思，景观考古学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在理论和方法上都迅速地成熟起来。在人文地理学和生态学背景下的景观考古主要从人口增减、社会互动、经济资源等方面研究古代景观，更多关注地貌、技术、资源和土地利用等方面内容，也就是人类对土地的行为以及土地资源如何促进或是限制人类的活动，而不是人类如何认识和思考其自身所处的外部生存环境（Bender et al.1997）。后过程主义考古学在批判过程主义的景观研究的普泛化（generalisation）和其中难以避免的环境决定论倾向的同时转而强调文化象征意义、个体实践活动和社会认知、权力等的结构化过程在景观概念构成中的重要性（Morphy 1995:186－8），从而将景观考古学研究的重点从人地关系转移到了社会关系的角度。人类生活其中的土地不再仅仅被当作是一种自然资源，而是被看作为各种社会表达（social expression）的媒介（McAnany 1995）。从这个视角出发开展的景观考古学研究将景观看作是人类社会关系构成和运作的空间载体，并且在个体重复性的社会实践中不断被赋予具体的文化意义（Barrett 1991:8）。由于人类的实践活动发生于不同的文化背景之下，因此景观被看作是一个需要置于具体的文化语境中去理解的情境化（contextual）的概念（Johnston 1998: 56）。后过程主义考古学的重要理论贡献之一在于将考古学的理论探索从方法论上升到本体论（张海2003:16）。同样以存在主义现象学为基础，后过程主义背景下的景观考古学研究被看成对过去人类社会“在世”（Being- in- the- world）经验的复制和重建（Tilley 1994:12），而这正是当今西方学术界对景观考古学的主流认识。
    进入20世纪90年代，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空间技术和计算机技术的迅猛发展，以地理信息系统（GIS）为主要手段的空间信息综合分析和应用技术开始广泛应用到景观考古学的研究中。一方面，大量景观考古研究的传统技术方法，如区域调查、地图测绘、孢粉分析、土壤检测等通过GIS技术得以系统地整合，从而形成了有效的区域性综合研究；另一方面，对景观分析中的诸多空间要素的描述逐步从定性转入到定量分析和计算机模拟方面，从而大大提高了景观分析的有效性。
    总之，理论和方法上的成熟和进步使得景观考古学逐步成为西方考古学研究的一门重要的分支学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