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联邦德国谋求核武装之所以失败，是因为不论就国内政治氛围还是就国际环境来说，都有着不可逾越的障碍。
        联邦德国谋求核武装在国内缺乏群众基础。在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德国人民对战争中的杀戮，战后初期的悲惨生活记忆犹新，他们对于和平的向往尤为强烈。正是对战争的惨痛记忆和对和平的向往，人民群众对于联邦德国的军事动向尤为敏感，任何可能把德国重新变为战争机器的举措都会引起他们的警惕。1957年的一项民意测验显示，88%的民众赞成达成国际间的核裁军，51%的人反对联邦德国国防军进行核武装， 56%的人认为核武器将增加联邦德国在未来冲突中的危险性[14]42。阿登纳在1957年4月5日记者招待会上关于联邦德国国防军有可能用核武器装备的观点，立即引起了各界的反对。反对声音首先来自联邦德国的科学界，4月12日，阿登纳收到了一份由18位著名的德国原子科学家签名的抗议电报。在这个电报中，科学家们声明，如果联邦德国没有核武器的话，它可以更好地为自己和世界和平服务。并且，“在任何情况下，该电报的签名者不会以任何方式参与核武器的制造、测试和使用”[14]43。反对的呼声还来自在野的社会民主党，社会民主党要求联邦国防军放弃装备核运载工具的计划，并进一步要求政府拒绝北约国家的部队在联邦德国储备和部署核武器。社会民主党领导人奥伦豪尔宣称，如果社会民主党执政，就会阻止联邦德国的原子装备，并负责不使西方盟国把原子武器储存在联邦德国境内[5]346-347。科学家的反对以及社会民主党的呼吁，在联邦德国人民当中引起了共鸣，引发了大规模的抗议活动。各个阶层纷纷走上街头，在“为反对原子死亡而斗争”的口号下举行游行示威[14]121。声势浩大的群众反核运动，让联邦德国政府在谋求核武装的时候不得不低调从事。
        联邦德国谋求核武装缺乏合适的国际环境。由于自愿放弃了制造核武器的权利，联邦德国只能在与他国合作的基础上实现核武装，从20世纪50、60年代的国际政治现实来看，这种将希望寄托在别国身上，染指核武装的企图没有实现的可能性。
        第一，历史罪责。由于纳粹德国的暴行，国际社会对联邦德国心存戒心。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还不到20年，国际社会还没有忘记纳粹德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所犯下的滔天罪行，这场战争几乎使人类几千年的文明毁于一旦。甚至西方大国也担心德国民族主义会东山再起，成为新的世界大战的策源地。一个拥有核武装的德国可能会冲破战后大国对它的种种限制，成为国际体系中的不稳定因素，从而对世界和平构成威胁。
        第二，实力对比。国际关系是最讲究实力对比的，它决定着国际关系中行为主体的地位。联邦德国把实现核武装的希望主要寄托在与美国的合作上，但两国之间的实力对比决定了它们谈判地位的不平等。政治上，虽然联邦德国以加入北约为条件，得到了主权的恢复，但仍然不得不接受西方大国特别是美国对它的种种限制。在重新统一问题上，在东部边界问题上，在柏林问题上，美国都握有最终决定权。军事上，联邦德国的安全严重依赖于美国保护。由于政治、军事地位的不平等，联邦德国在与美国的谈判中回旋余地比较小，只能对美国决策施加有限影响，而不能完全左右美国的外交决策。在核武装问题亦是如此，自始至终，联邦德国只能起到推动作用，最终决定权掌握在美国手上。
        第三，国家利益。国家利益是一国外交政策追求的基本目标，是确定与他国关系的依据。国家利益决定西方大国不会真心实意支持联邦德国的核武装。美国虽然提出让联邦德国参与核武器的某些决策权并把联邦德国纳入多边核力量，但美国这样做，只是出于对联邦德国打算谋求本国核武器的担心，而并不想认真地赋予联邦德国以在核武器方面的平等地位。美国的军事战略服务它的与苏联争霸的全球战略，一方面，美国要集中西方阵营的力量与苏联进行全球对抗，这就要求它在某种程度上对盟国进行让步，比如让它们参与核武器的某些决策权。另一方面，美国要极力控制住自己的盟国，使它们不至于挑战自己在西方阵营的霸主地位。在核武器领域也是如此，美国在西方阵营中核武器的超强地位是必须予以维护的。英国和法国对联邦德国的核武装也不支持，虽然在第四共和国期间，法国曾一度在核武器研究方面打算与联邦德国进行合作，但这种合作只是希望借助联邦德国的经济和技术力量来建立法国的核威慑力量，并不是一个真心实意的建议。这个计划与戴高乐要建立独立核威慑力量的指导思想是相抵触的，所以他一上台后，很快就停止了这一计划的实施。戴高乐认为，对于联邦德国“无论如何，决不能让它有拥有或制造原子武器的权利--况且它自己已经宣布放弃这种权利”[15]153。与保守党相比，英国工党对联邦德国的核武装尤其抱敌视态度，在威尔逊政府上台后，公开反对多边核力量计划，“当他们讲到不许‘更多的手指放在核扳机上’的时候，他们令人毫不怀疑，他们指的首先是德国人的手指”[6]605。
        第四，国际形势。进入20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缓和开始成为东西方关系的主旋律。联邦德国谋求核武装一个动机是根源于它在东西方紧张对抗局面下的不安全感。随着第二次柏林危机和古巴导弹危机的消退，世界整体局势开始走向缓和，核裁军和防止核扩散逐渐成为东西方谈判的主题。局势的缓和表明美国和苏联在面临直接冲突时会选择克制，美苏之间的核战争是可以避免的。20世纪60年代初期起，美国热衷于与苏联搞缓和，特别是力图与苏联在防止核扩散问题上达成协议，在这种情况下，美国不得不考虑到苏联的态度。而苏联一向对联邦德国重整军备的活动非常敏感，坚决反对联邦德国以任何形式拥有核武器。在这个问题上，美国和苏联显然有默契。肯尼迪在一次与赫鲁晓夫的女婿阿朱别依的谈话中说道：“美国根据本国的政策……决不会把核武器交给任何国家，而且我特别不愿意看到西德获得它自己的核能力。”[13]596
        如联邦德国学者西奥·萨默[1]679所说，“波恩已将过多的威信投在参与核事务上”。联邦德国谋求核武装努力的失败，“这使得他们懂得了他们在核领域的严格局限”。正是认识到这一点，在谋求核武装的努力失败后，“有各种各样的迹象，德国可能从今以后出于政治上的考虑而寻求在核问题上的低姿态而不是高姿态……人们没有理由惧怕或怀疑最危险的德国民族主义的复兴：将爱国主义与原子武器结合起来”[1]679。正是在吸取了谋求核武装失败的教训之后，联邦德国政府于 1969年11月28日签署了核不扩散条约，并在5年后批准了这一条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