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的提出及意义
    学界一般认为，在中国“历史地理学是一门既古老又年青的学科，说它古老，因为它在我国有悠久的历史渊源；说它年青，因为作为现代地理学的一个分支，它建立的时间还不长”[1]。历史地理学的前身是沿革地理，以东汉班固于公元1世纪撰写的《汉书·地理志》为开端。现代学科意义上的“历史地理学”名称与概念，在20世纪初由日本传入中国，此后中国学术界长期将“历史地理（学）”与本土固有的“沿革地理”相混淆，直到1950年侯仁之《中国沿革地理课程商榷》一文发表[2]，这一局面才得以改观。西方历史地理学被系统地介绍到中国，已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后。1950年，侯仁之在以英国历史地理学家达比（H.C.Darby）为代表的现代历史地理学的理论和方法影响下，不仅指出了“沿革地理”与“历史地理”的本质区别，还说明历史地理学的研究“以不同时代地理环境变迁为主”，“从先史时期开始，举凡每一时期中自然和人文地理上的重要变迁”都在讨论之列。1961年11月28日，中国地理学会在上海举行了历史地理学术讨论会，宣布成立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谭其骧任首任主任。至此，作为地理学一部分的历史地理学，在学术界开始正式被“体制化”。
    可以说，20世纪上半期是中国历史地理学学术史上由传统沿革地理转为现代历史地理学的过渡期。毫无疑问，此间最具影响的事件莫过于顾颉刚发起创办的“禹贡学会”及由顾颉刚和谭其骧主编的《禹贡》半月刊。《禹贡》半月刊自第3卷第1期开始，其英译名称由The Evolution of Chinese Geography改为The Chinese Historical Geography，一般认为这是“历史地理”出版物在中国出现的标志。正因为如此，顾颉刚对于中国历史地理学的贡献，获得了学界的普遍公认。姜亮夫将顾颉刚一生学问影响最大者归结为如下三端，其一就是“历史地理之学，使中土有新建之学科而日益深厚，大为渡越前修”[3]（P18），朱士嘉则认为顾颉刚“是中国上古史专家，又是中国历史地理学和中国民俗学的创始人”，1934年3月禹贡学会和《禹贡》半月刊创办之事“标志着中国历史地理学的诞生”[4]（P136）。而历史地理学界更是将顾颉刚视为“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开山祖”[5]（P101）。显然，顾颉刚对中国历史地理学发展所起的促动作用居功至伟，而亲沐顾颉刚教泽的谭其骧、侯仁之、史念海诸位前贤更是为历史地理学的发扬光大进行了富于开创性的理论探索和研究实践。
    仔细审视中国历史地理学的现代化历程，不难发现燕京大学（以下简称“燕大”）在其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地理舞台”作用。顾颉刚创办禹贡学会和《禹贡》半月刊之时，正是燕大的专任教授。禹贡学会会址及《禹贡》编辑部在燕大，禹贡学会的会员及骨干也以燕大的学生为主。后来成长为中国历史地理学主将的谭其骧、侯仁之诸先生都是在燕大结缘顾颉刚，从而走上历史地理研究之路的。所以，初创时期的中国历史地理学，在人才培养、学术机构、专业刊物等方面都深深地打着燕大的“烙印”，可以说，燕大为中国历史地理学的萌生提供了合适的“土壤”。如果对顾颉刚当时在燕大的种种因缘际会的不予以钩稽复原，我们就无法了解中国历史地理学在草创时期萌生发展的具体历程。本文在此所欲彰显的正是中国历史地理学的燕大渊源，而历史地理学与燕大结缘的肯綮所在，就是顾颉刚在燕大的长期任职及燕大当时特定的时空背景。
    与“宏大化叙事”相比，本文更乐于采取复原历史细节、再现历史场景的研究理路。文学史家陈平原曾在研究“五四”新文化运动时运用过这一理路，他说：“作为研究者，你可以往高处看，往大处看，也可以往细处看，往深处看。我采取的是后一种策略--于文本中见历史，于细节处显精神。”具体方法是：“选择新文化运动中几个重要的关节点。仔细推敲，步步为营。”[7]具体到中国历史地理学的现代化进程而言，足以“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历史细节有如下几处：其一，顾颉刚学术事业在燕大的继续。此关系到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奠基；其二，禹贡学会及《禹贡》半月刊的创立。中国历史地理学人才的培养与聚合因此得到最佳场所。其三，学术师承关系。此为当今中国历史地理学学科多元化特质的基础。囿于篇幅，本文无法全面铺开论述上述问题。作为开篇，首先述及的是顾颉刚学术事业在燕大的延续及其对禹贡学会和《禹贡》半月刊的影响。至于其它，则另辟专文。
    二、燕京有何可恋？--顾颉刚与燕大的结缘
    顾颉刚结缘燕大之原委，在新近出版的12册《顾颉刚日记》中有详细记载，加上此前出版的《顾颉刚年谱》和《历劫终教志不灰--我的父亲顾颉刚》①，其中所载有关材料，足以让我们了解顾颉刚于1929年选择加盟燕大并执教达8年之久的缘由。
    顾颉刚称“民国十年至廿五年一段时间，即我之开花期”，并且“此时精神充沛，发表力特强，一过此期则思想及发表力渐即于干涸”[8]（第五卷，P140），而在燕大的岁月恰属于顾颉刚“开花期”的后半段，足见燕大时期在顾颉刚学术生涯中的重要性。
    到燕大之前，顾颉刚在三年中辗转于北京大学、厦门大学、中山大学之间，在每所大学执教的时间都不长，而燕大之所以吸引顾颉刚在此久留，待遇优越自然是原因之一。据《燕京大学执行委员会会议记录》（1929年8月1日、2日），执委会表决接受哈佛－燕京学社关于顾颉刚教授任教的报告，报告内容为“哈佛－燕京学社以月薪275美元邀请顾颉刚教授充任该学社研究教授，并以同意他在历史学系任教不多于3小时为条件”②。这样，顾颉刚的年薪就有3300美元。在同一宗档案中还讲到了历史学系讲师张星烺的薪水问题，此时张星烺的年薪为1000美元，另据《燕京大学执行委员会会议记录》（1929年8月8日），历史学系研究生助教（graduate assistant）朱士嘉的月薪仅有30美元。通过比较不难看出，燕大给予顾颉刚的待遇相当丰厚。但是，待遇和地位并不是顾颉刚决定执教燕大的首要原因。1929年7月28日，顾颉刚曾在致戴季陶、朱家骅信中提到：“在薪金上，在地位上，我在燕大所居都比中大为低，但是我本不计较这些，我所计较者只在生活上安定与学问进步。燕大既在北平乡问，甚为僻静，又一星期只有三小时功课，不担任事务，我可以依我六年前所定的计划，将应读的书读着，应研究的问题研究着。我无所爱于燕京大学，我所爱的是自己的学业。”[9]（P134）可见，顾颉刚之所以离开中山大学而选择燕大，主要因为燕大能提供自己所渴望获得的研究环境和条件，经济收入是次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