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大是以新闻学、社会学等“西学”著称的教会大学，何以乐于聘请专长于上古史研究的顾颉刚呢？这与燕大的中国化有关。钱穆称“燕大乃中国教会大学中最中国化者”[10]（P154）。既然要中国化，就不能忽视作为中国传统学术重要内容的历史学，延揽顾颉刚这样的古史研究翘楚，也就在情理之中了。据长期主持燕大的司徒雷登（Stuart,John Leighton）回忆：“哈佛－燕京学社为燕京作了许多好事，其中一件就是使我们--并且通过我们使中国的其他几所教会学校--能够把汉学研究提高到任何一所中国学府的同一水准上。”[11]（P59）顾颉刚在1929年5月2日日记中也提到“燕京大学与哈佛大学合办之国学研究所，去年已见聘，予以不能脱广州，未应。此次来，又承见招，拟应之”[8]（第二卷，P279）；6月12日日记又记“绍虞来，告燕京职事已通过”[8]（，第二卷，P291）。其实，早在顾颉刚离开北大南下之时，燕大已有意延揽，据顾颉刚1926年7月11日日记：“刘廷芳先生谓早知我肯离北大，燕京方面已早请矣。”[8]（第一卷，P767）显然，离开燕大中国化这一大背景，顾颉刚就不可能结缘燕大，历史地理学也几乎不可能在当时的燕大扎根。
    就环境而言，人际关系也是至关重要的。促使顾颉刚离开中大的主导因素之一就是他与傅斯年的人事纠葛，而最终选择燕大，则与洪业有很大关系。据周一良晚年回忆，当时“北大清华之间虽不无门户之见，但大体上这两所国立大学和史语所关系较近。而燕京是教会大学，自成格局与体系，与这三个机构关系都比较疏远。近年我才听说，洪先生与傅先生这两位都具有‘霸气’的‘学阀’，彼此间的关系也不融洽”[12]（P29）。正因为燕大与北大、清华、史语所的关系较为疏远，而实际主持燕大历史学系的洪业与傅斯年关系也不融洽，这就为顾颉刚回避其与傅斯年的矛盾提供了可能。顾颉刚在致洪业信中如此写道：“史学系中，以您的关系为最深，照了一班人的通例，您大有对我侧目而视的资格，但是您毫无这种意思，依然容许他们的接近我。这足以证明您只有事业心而无嫉妒心，您是要自己做事而又要他人做事的，不是自己不肯做事而又不要他人做事的。这就和我的宿志起了共鸣了！我不能得之于十余年的老友而竟能得之于初识的您，岂不是一件最快乐的事呵！”[9]（P141）显然，寻求和谐的人际关系，便于自身学业的开展，是顾颉刚进入燕大的主要考虑之一，也是此后他拒绝北大之邀的主要考虑。
    在上述因素的共同作用下，顾颉刚于1929年5月应燕大之聘，一直任职到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对于顾颉刚执教燕大的选择，傅斯年当年曾以“燕京有何可恋，岂先为亡国之准备乎”加以质问，而顾颉刚在日记中则称“我入燕京为功为罪，百年之后自有公评，不必辨也”[8]（P536）。其实不必百年，顾颉刚在燕大的学术贡献已获得举世公认。如果说顾颉刚在北京大学掀起的古史辨运动以及在中山大学引领的民俗学研究是其学术生涯上值得大书特书的亮点，那么，他在燕京大学主导的历史地理研究则是足以与前二者并称的学术事业。
    当然，燕大绝非世外桃源，人际纠葛、经费不足、事务繁剧等问题仍纠缠于顾颉刚的学术生活中。从这一时期的《顾颉刚日记》来看，他在燕大期间也数次动过辞职念头，打算转入中央研究院、北大等地。然而，两害相权取其轻，身处学术“江湖”核心地带的顾颉刚只得选择留在燕大。而燕大校方在发生利益冲突时每每能做出让步，也使得顾颉刚不忍离开燕大。
    三、燕大时期顾颉刚的学术事业
    顾颉刚在学界因古史辨伪而名声鹊起，他也自称“我的研究的目的总在古史一方面，一切的研究都是要归结于古史的”[6]（P19）。从早年编辑《古史辨》至晚年注释《尚书》的学术历程来看，“古史”研究确实是贯穿于顾颉刚学术生涯的主线。当然，不同时期古史研究的着眼点或用心之处并不一致。在此，我们梳理燕大时期顾颉刚的学术事业，探求其中的旨趣变迁，借此理清禹贡学会及《禹贡》半月刊成立的内在理路。
    （一）《禹贡》地理研究--古史辨之余绪
    顾颉刚担任燕京大学教职后，仍旧从事古史辨伪研究，继续编校《古史辨》，讲授《尚书研究》课程，编辑《上古史研究讲义》。在1932年9月9日编订的本年计划中，顾颉刚首次明确列出了“编《禹贡》讲义”的目标，并安排助手助其编集、抄写《尚书》文字，绘制《禹贡》地图[8]（第二卷，P648－645）。此后，顾颉刚进入对《尚书·禹贡》的专门研究中，其在燕大、北大（兼课）的课堂讲授也以《禹贡》为核心。
    随着研究的深入，顾颉刚深感《禹贡》问题是复杂。1933年初，他在《尚书研究第三学期讲义序目》中写道：“《禹贡》之问题皆非可单独解决者，直当以全部古籍及全部地理书为之博稽而广核之也”，“且岂但书籍为需用哉，举凡历史、地理、地质、生物诸学之知识亦莫不当有”[13]（P205），因此，顾颉刚的研究视野也顺势扩展到《汉书·地理志》、《周礼·职方》、《山海经》等书中的古代地理问题。于是，历史地理学（当时更多称为“地理沿革史”）变成了顾颉刚考辨古史的重要手段。顾颉刚自称：“民国二十年，我在燕京大学讲授‘尚书研究’一门功课，第一期所讲的便是《尚书》各篇的著作时代，其中如《尧典》《禹贡》等篇，因为出世的时代太晚了，所以用了历史地理方面的材料去考定它，已经很够。”[14]（《序》，P1）可见，顾颉刚并非为了发展沿革地理这一学科，而是为了深入古史考辨而去利用这一学科的，故其对沿革地理的态度仅限于“够用”而非推广。如果说顾颉刚《古史辨》对古代史料的“辨伪的范围涉及到古书、古人、古地和古史传说等四个方面。这四个方面是相互关联的。其中考辨古史传说和古书的分量较多”[15]（P80），那么，对古地的考辨无疑是为考辨古史传说和古书服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