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终，富于爱国热忱的顾颉刚还是从“象牙塔”里走了出来，逐渐踏入学、政、商三界。顾颉刚自称：“爱祖国者人之情也，九一八事变起，北京已当前线，予亦不能自止其敌忾之心，以文字参加抗日工作。”[22]（《小引》，P2）顾颉刚“以文字参加抗日”的主要工作有如下诸端：其一，参加燕大中国教职员抗日会活动，任宣传干事，主张通过征求大鼓词和剧本在民间宣传抗日；其二，参与创办三户书社、金利书庄，出版和销售抗日鼓词，后又独力创办通俗读物编刊社；其三，创办禹贡学会和《禹贡》半月刊，发起禹贡学会研究边疆计划，出版边疆丛书。为了上述事业的开展，顾颉刚既积极与出版商、书店接洽，又多方游说教育部长王世杰、行政院秘书长翁文灏、交通部长朱家骅，争取政府津贴，并争取中英庚款董事会、中山文化教育馆等民间机构的经费支持。上述行为无疑给顾颉刚的身份增加了“政”、“商”的色彩。
    顾颉刚“以文字参加抗日”的学术价值取向，在其1936年1月起草的《禹贡学会研究边疆计划书》中得到了完整体现。该计划书称：“当承平之世，学术不急于求用，无妨采取‘为学问而学问’之态度，其效果如何可以弗问；此犹富者家居，狗马玩好唯所嗜，固不必为衣食计也。及至国势凌夷，局天蹐地之日，所学必求致用，非但以供当前之因应而已，又当责以弘大之后效；譬如蓬门荜户之家，凡劳力所入先图温饱，其衣食之余则积储为他日创业之资，不敢有一文之浪费也。以我国今日所处地位之危险，学术上实不容更有浪费，故定其价值之高下必以需用与否为衡量之标准。”[23]顾颉刚由“为学问而学问”到“所学必求致用”的转变由此清晰可见。
    有研究认为禹贡学人当时抨击“为学问而学问”的治学态度针对的是傅斯年等人[24]，这其实是一种因误读史料产生时代背景而造成的曲解。批评“为学问而学问”在更大意义上是顾颉刚的“自我反动”。就与政治的亲密程度而言，傅斯年远比顾颉刚紧密。“九·一八”事变不久，傅斯年就编写了《东北史纲》，主张东北历来是中国领土。早在1935年，傅斯年就写出了《中华民族是整个的》等大量旗帜鲜明的政论文章，“我们甚至可以说，傅斯年的学者生涯随着1937年7月7日第二次世界大战在亚洲的开始而宣告结束”[25]（P46）。可以说，傅斯年比任何人都有资格批评“为学问而学问”。顾颉刚于1936年9月曾为筹集禹贡学会经费之事致函傅斯年，信中说：“弟所以创办禹贡学会，发行《禹贡》半月刊，即是你们编‘东北史纲’的扩大，希望兴起读者们收复故土的观念，为民族主义的鼓吹打一坚实的基础。”[9]（P168）顾颉刚不仅毫不避讳其民族主义情怀和目标，而且明显表露了在追求学术的致用价值方面视傅斯年为先行者并引以为同道的意思。因此，说禹贡学人批评当时“为学问而学问”的风气是针对傅斯年等人来的，无疑是对顾颉刚和傅斯年的双重误解。
    四、禹贡学会及《禹贡》半月刊--国故整理、民众教育与边疆开发的融汇
    1948年1月22日，顾颉刚到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做题为《我的事业苦闷》的演讲，讲述其在国故整理、民众教育、边疆开发三方面的工作经历[13]（P333）。可以说，上述三方面是实际上就是顾颉刚对自己倡导及从事的学术事业的总结。三者并不是孤立的，而是相互交叉、彼此影响，甚至呈现逐渐融汇的趋势，而顾颉刚倡导创立的禹贡学会及《禹贡》半月刊，则标志着这种融汇的开始。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下，上述概念均有其特定的内涵。“整理国故”指作为古史辨余绪的古代地理研究；“民众教育”则指在日寇步步进逼的时局下激发普通民众的民族抗日热情，维护民族尊严，树立民族自信；“边疆开发”则以北部边疆（尤其是正在遭受日寇侵凌的东北边疆）的经济开发为重心，探讨与边疆有关的一系列问题。
    禹贡学会及《禹贡》半月刊成立的之初，并未将“民众教育”、“边疆开发”置于与“整理国故”并重的地位。该学会及刊物的创办，最直接的原因就是为了“要使一般学历史的人，转换一部分注意力到地理沿革方面去，使我们的史学逐渐建筑在稳固的基础之上”[26]（P3）。史念海也曾回忆说：“禹贡学会的组成实为颉刚先生从事古史辨的余波。辩论古史必然会涉及许多与地理有关的问题，而且亟需解决，这是组成禹贡学会的由起。”[27]（P368）史念海是禹贡学会的早期会员，其观察自然可信。
    但《禹贡》半月刊创刊半年后，其初衷就发生变化。1934年8月，顾颉刚在考察绥远时感到“察、绥两省旦夕有继东北四省沦亡的危险，心中着急，想唤起国人共同密切注视边疆问题”，于是将《禹贡》半月刊内容“转到了以研究边疆历史和记录边疆现状为主”[13]（P223）。这一转变在童书业1937年6月撰写的《〈禹贡半月刊〉序言》中得到印证。该序言称：“自从东北四省失陷以来，我们的国家受外侮的凌逼可算到了极点，所以有血气的人们大家都暂时放弃了纯学术的研究而去从事于实际工作。至于留在学术界的人物，也渐渐转换了研究的方向，即如本刊的由研究地理沿革而转趋到边疆调查，就是这种潮流的明显的表现。”[28]（P1）边疆调查，既包括对古代边疆历史、民族、地理的文献考察，又包括对当时边疆地区民族、地理现状的实地考察。尤其是后者，更能体现出经世致用的色彩。禹贡学会在1936年7月组织河套水利调查团，出版边疆丛书，编辑《禹贡》半月刊“后套水利调查专号”，均体现出对“边疆开发”的重视。顾颉刚在1935年9月4日给胡适写的信中说：“禹贡学会，要集合许多同志研究中国民族研究史和地理沿革史，为民族主义打好一个基础，为中国通史立起一个骨干。……禹贡学会的工作依然是‘为学问而学问’，但致用之期并不很远。我们只尊重事实，但其结果自会发生民族的自信心。而且郡国利病，边疆要害，能因刊物的鼓吹而成为一般人的常识，也当然影响到政治设施。”[13]（P167）其中，研究民族史、地理沿革史（乃至撰写中国通史）属于“整理国故”的范畴；向民众鼓吹民族、地理知识则属“民众教育”，而传播的内容所涉及的“郡国利病，边疆要害”则将“边疆开发”涵盖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