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理国故”、“民众教育”、“边疆开发”三者的融汇，使得禹贡学会及《禹贡》半月刊呈现出一番新气象。时在辅仁大学任经济地理一课的王光玮1935年8月19日在给顾颉刚的信中提到：“会刊能顺应潮流，改变态度，倾向现代人文地理方面，诚为得计。弟近治地理经济之学，对会刊的新姿态甚表欣悦。”[29]（P547）同时，敌伪也嗅出了其中的新“味道”，否则也不会将之列入黑名单，致使顾颉刚不得不离开北平避难，将禹贡学会交给钱穆和张维华负责。
    当然，“整理国故”、“民众教育”、“边疆开发”三者在禹贡学会的“融汇”不是“合并”。顾颉刚及其影响下的禹贡学会会员并未刻意将三者“捆绑”在一起。禹贡学会那些令普通民众疏远的考据性文章仍旧继续着“整理国故”的使命，1936年出版的《禹贡》半月刊“古代地理专号”显然起不到太大的“民众教育”作用。而“民众教育”的使命，更多由通俗读物编刊社专门承担。至于“边疆开发”，除了禹贡学会以外，还有1936年在燕京大学成立的边疆问题研究会和1937年4月成立的西北移垦促进会（顾颉刚任主席理事）。但是，上述机构、学会或事件在当时的号召力及对后世的影响力，均不足与禹贡学会及《禹贡》半月刊相提并论。
    今日的学术史研究，固然可以表彰禹贡学会及《禹贡》半月刊在中国历史地理学发展史上的地位和作用，但相应的定位和评价应恰如其分。可以说，禹贡学会及《禹贡》半月刊既不是历史地理学的“独奏”，也不是“无主题变奏”。理清禹贡学会及《禹贡》半月刊的主题及其变迁，无疑有助于认清中国历史地理学发展的源流。由于“民众教育”与“边疆开发”主题的介入，淡化了“整理国故”的单纯性和严肃性。沿革地理作为“整理国故”的手段之一，由于受到“民众教育”与“边疆开发”主题的挤压，也就无法实现其向现代学科意义上的历史地理学迈进。
    注释：
    ① 顾颉刚：《顾颉刚日记》，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7年。顾潮：《顾颉刚年谱》，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顾潮：《历劫终教志不灰--我的父亲顾颉刚》，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
    ② Minutes of the General Faculty Executive Committee,August 1st and 2nd,1929，北京大学档案馆藏，燕京大学档案YJ1929011。
    原文参考文献：
    [1]《复旦学报》记者。历史地理学的由来和发展--谭其骧教授和他领导的历史地理研究室的学术成就和特点[J].复旦学报，1980,（2）。
    [2]侯仁之。中国沿革地理课程商榷[J].新建设，1950,（11）。
    [3]姜亮夫。顾颉刚先生伤辞[A].王煦华编。顾颉刚先生学行录[C].北京：中华书局，2006.
    [4]朱士嘉。回忆顾老师对我的教导和禹贡学会[A].王煦华编。顾颉刚先生学行录[C].北京：中华书局，2006.
    [5]华林甫。中国历史地理学·综述[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9.
    [6]顾颉刚。《古史辨》第一册自序[A].顾颉刚。古史辨自序[C].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
    [7]陈平原。文本中见历史细节处显精神--《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导言[J].鲁迅研究月刊，2005,（7）。
    [8]顾颉刚日记[M].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7.
    [9]转引自顾潮。历劫终教志不灰--我的父亲顾颉刚[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
    [10]钱穆。师友杂忆[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
    [11]［美］约翰·司徒雷登。在华五十年--司徒雷登回忆录[M].程宗家译。北京：北京出版社，1982.
    [12]周一良。毕竟是书生[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8.
    [13]转引自顾潮。顾颉刚年谱[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