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民族起义的力量在于进行游击战争
        恩格斯根据他对大起义的观察，认为起义者在正规的阵地战中不能获胜，也不能保卫住德里、勒克瑙这样的大城市。起义的西帕依虽有正规训练的素养和一些装备，但缺乏一个公认的领袖把他们正规地组织起来，至于起义军的其他部分，情况就更加不好。因此，恩格斯经过科学的分析，提出了“民族起义的力量不在于进行决定性的会战，而在于进行游击战争”⑧的著名论点。
        从上面分析游击战争阶段的几个特点中，可以看出游击战争使英军丧失了它原来的优势，对比之下，起义军却发挥了自己的长处。英国殖民军凭借着它装备优良、经过正规训练、有作战经验和统一指挥等长处，先后在德里、勒克瑙打败了起义军。但是，当大起义进入游击战争阶段以后，这支组织庞大的殖民军不得不分散兵力，在人地两生、不服水土的条件下，追击土生土长、熟悉地形、习惯气候而又机动灵活的游击队。他们既要在各个战略要地安置留守部队，又要到处用流动部队应付游击队的袭击。英军的援兵尽管增加到空前的数目，但却显得空前不够用。他们找不到搬运夫，得不到消息，弄不到粮食。印度的炎热、淫雨、潮湿的夏季，传染病的流行，疲于奔命而又毫无结果的长途行军，大大挫折了英军的士气。
        相反地，起义军的优势大大地显示出来。起义军分散到各小镇村落，随时可以得到粮食、情报，随时可以补充兵员和得到休整。他们由于熟悉山水地形，不怕雨季酷热，因而可以用极快的行军速度，给英军突然打击之后，立即转移到丛林之中。英军重武器多，辎重给养拖着后腿，行军一天不能超过二十英里，而起义军一天可以行军四十英里，如果再努力一些，甚至可以一天走六十英里。为了追击唐提亚·托庇的游击队，英军改为轻装、甚至出动了骑兵，行军速度加快了。例如，帕克准将曾在九天中连续行军二百四十英里，索迈斯特准将曾在九天行军二百三十英里之后，又在四十八小时中再跑七十英里，荷姆斯上校以二十四小时多的时间走五十四英里的行军速度通过沙漠，抗涅尔准将在四天中行军一百四十五英里。即使这样，唐提亚·都庇的游击队，还是超过了所有的追击者⑨。
        起义军从城市保卫战的斗争形式转为游击战争形式，虽然是被迫的，但这并不排除起义者对游击战争形式的优越性的认识。许多城市保卫战的指挥者，在城市失守以后，都纷纷退出城市而转入游击战。第一个实行这种转移的是德里保卫战的总司令巴赫特·汗。他从一八五七年九月二十日出走德里，坚持游击战争到一八五九年五月十三日牺牲在止。⑩勒克瑙失守后，大批起义领袖如巴哈杜尔·汗、那那·萨希布、毛列维·阿马杜拉、菲罗兹沙、奥德女王纷纷出走，由城市保卫战转为游击战。他们以巴哈杜尔·汗的名义，发布了一项“总命令”，要求起义军“不要同洋鬼子的正规年进行阵地战，因为他们在军事训练和大炮方面比我们优越。”同时，“总命令”号召起义军广泛采用游击战争的战术，对英军进行不断的攻击。“总命令”指出：“监视英军的行踪，守卫河道渡口，截获他们的邮件，切断他们的粮道，干掉他们的岗哨，侦察并袭击他们的营房。决不让英国人安宁！”（11）近一年的战争实践，使起义领袖对游击战的重要性的认识，达到了这样的程度。这也正是英国殖民统治者害怕的地方。当时在印度的英国《泰晤士报》记者罗塞尔不得不承认：“从这个总命令中，可以看出首领们的智慧，也可以看出我们从来没有面临过比这更可怕的战争。”（12）
        随着游击战争的全面展开，“民族起义的力量在于进行游击战争”这个论点的正确性越来越表现出来了。英国殖民主义者的庞大军队，陷于人民战争的海洋之中，常常疲惫不堪和首尾不能照应。英军在追击行动神速的游击队的长途行军中，只能“占一些小便宜”，而起义军却能“经得起多次失败而不致丧失士气和兵力”，“仍然斗争昂扬”。（13）对于英国将军们来说，他们感到烦恼和困惑的是：起义军到处都是，只是在他们去搜寻的地方就没有了；当他们以为正面可以迎击游击队，但游击队早又绕到他们背后去了。他们带领着英军到处东奔西跑，跟着游击队的影子追来追去，除了折损兵员以外，毫无结果。“当英军调往北方的时候，零散的小股起义的士兵就渡过恒河，进入达普，截断英军与加尔各管的交通，到处破坏，使农民不能交纳地租，或也至少给他们不交地租造成借口。”（14）
        “民族起义的力量在于进行游击战争”这个论点，是世界近代历史一再证明了的真理。西班牙人民反对拿破仑侵略的民族起义，阿尔及利亚人民反对法国殖民侵略者的民族起义，都是因为运用游击战争而显示出了伟大的力量。印度人民具有进行游击战争的光荣传统。马拉塔人反莫卧儿王朝的起义时，曾经广泛地运用了游击战争。马拉塔人的游击队“象风一样不可捉摸，任何头目或据点的被俘被占都不能使这种抵抗力量陷于枯竭。”“拿破仑一世常说，‘就是西班牙的溃疡毁灭了我’。德干的溃疡则毁灭了奥朗则布。”（15）印度历史学家把拿破仑和奥朗则布之间作这样有趣的对比，也说明了民族起义中游击战争的生命活力。在印度沦为英国殖民地的过程中，马拉巴地区的农民起义，以及起义前夕桑塔尔部族的起义，都在相当长时期同英国殖民者进行过游击战争。有些研究民族大起义的学者，已经注意到印度人民游击战争的传统同大起义中游击战争之间的联系。例如，萨瓦卡尔称游击英雄唐提亚·托庇为“马拉塔之虎”，称西瓦吉是宫瓦尔·辛格的“范例”（16），而梅塔则进一步指出：唐提亚·托庇是马拉塔游击战术创始人“西瓦吉传统的继承者”（17）。确实如此，唐提亚·托庇及其他游击领导者和战士，是印度人民这种优秀传统的继承者和发扬者。他们用自己的斗争实践证明了民族起义的力量在于进行游击战争，而恩格斯则根据这些实践进行了理论上的概括。这些实践和理论，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游击战争阶段在民族大起义中占有的重要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