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游击战争的历史教训
        也许有人会问：游击战争阶段既然在印度民族大起义中占有如此重要地位，但游击战争毕竟是失败了，这有损于它的重要地位吗？对这个问题，我们只要反问一句，就可以回答了：德里和勒克瑙的保卫战不是也失败了吗？难道因为它们的失败而否定它们在大起义中的地位吗？可是，我们不能满足于这样普通道理上，而要进一步研究它失败的原因，从中总结历史教训。正是在这个问题上，也同样显示出游击战争阶段在民族起义史上的重要地位。
        整个印度民族大起义是一出壮烈的历史悲剧，而游击战争阶段则是这出壮烈历史悲剧的最后一幕。这最后一幕悲剧，给印度人民留下了深刻的历史教训。
        一八五八年九月十七日，对军事科学有湛深研究的恩格斯，写完了他对印度大起义的最后一篇评述。当时，奥德地区的游击队本来应该积极出击，打退前来为反动封建主曼·辛格解围的霍普·格兰特率领的英军。但是，游击队却游而不击、不战而逃，使霍普·格兰特爵士的军队的解救军事行动变成一次轻松的军事漫游。恩格斯根据这个事实判断说：“虽然这次征讨的轻易取胜还不能说明整个奥德也将同样容易地被征服，但这仍然说明起义者的士气已丧失净尽。”（18）恩格斯还指出了游击队的致命弱点：不去组织活跃的游击战，尽量袭击英军；不去截断敌人占领城市之间的交通线，伏击小股敌人；不去扰乱粮秣的征发，切断粮食的供应，反而满足于征收捐税和安享敌人在夏季炎热多雨季节留给他们的空闲时间。一句话，游击队没有进行积极的主动进攻，没有在出敌不意、攻敌不备的战斗中取得即使是不大的胜利，但却可以保持起义军的精神上的优势。在城市保卫战中存在的致命弱点，在游击战中又出现了。消极防御是任何武装起义（包括民族起义在内）的死路，也是游击战争的死路，它把游击战优势一下子变为劣势了。
        那末，为什么会出现这种不幸的现象呢？这就必须从印度民族大起义失败的根本原因中寻找答案。这次大起义是一次民族起义。在起义中，建立了由封建主所领导的、由农民、手工业者和部分封建主组成的、反对英国殖民主义者的联盟。封建主没有能力领导民族独立战争，他们既不能制定统一的作战计划，也不能建立统一的指挥，更没有现代军事科学的概念，他们既不能制定统一的作战计划，也不能建立统一的指挥，更没有现代军事科学的概念，因而在屡遭失败中挫伤了起义军的士气。他们各占一方，离心力很强，常常互相猜疑，发生内讧，又在自己的地区掠夺农民，结果削弱了反英联盟。在一八五八年十一月印度总督康宁宣布不侵犯封建主的利益和特权以后，大部分封建主就背叛了反英联盟。奥德封建主的纷纷倒戈，中印度封建主曼·辛格出卖昔日同盟者唐提亚·托庇，都是明显的例证。正如恩格斯所分析的那样：“这样，既然英国人的最后胜利目前已无疑义，奥德的起义看样子将不经过积极的游击战争阶段而平息下去。一旦大多数地主与英国人达成协议，起义者的队伍将立即瓦解，其中那些有充分根据害怕政府的人会成为土匪（dacoits），而农民是乐于协助捕捉他们的。”（19）封建立的纷纷叛变，使起义部队群龙无首，加上英国殖民主义者的分化瓦解政策，断送了游击战争阶段的有利形势。这不但不能发挥游击战争的优越性，而且使一部分人“落草为寇”，成为农民反对的对象。这是多么痛心的历史悲剧啊！
        除了领导者这个因素之外，从军事观点来看，游击战争阶段也有深刻的历史教训需要我们去总结。在这方面，恩格斯关于民族起义的一系文章值得我们认真领会。例如，上面提到起义队伍中“那些有充分根据害怕政府的人会成为土匪，而农民是乐于协助捕捉他们”的提法，就有助于我们研究游击战争的历史教训。恩格斯多次提到，如果不建起义的根据地、不同人民保持密切联系的游击队，而一味用流动游击的办法到处奔袭，不仅不能获胜，而且最后会变成与人民对立的“盗匪”、“强盗”、“土匪”（20）。恩格斯在十九世纪六十年，在对美国南北战争和波兰游击战争的分析中，已经提出了人民游击战争的思想（21）。在《山地战今昔》中，又根据欧洲和亚洲的游击战争战例，提出了“游击战是绝对需要山地”（22）的论点。在分析印度游击战争时，他进一步提出了游击队必须建立起自己作战中心、基地，即根据地的思想。他认为，游击队不能在英军强大的地区停留，也不能在印度各地流动。他曾经寄希望于阿马尔·辛格游击队的比哈尔丛林根据地，又认为瓜廖尔可作为游击队的新基地，还希望罗希汗的游击队在拉日普坦那地区开辟新根据地。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印度所有的游击战的领袖，都没有象恩格斯希望的那样，达到军事科学的水平。
        民族大起义中游击队缺乏根据地而来往流动作战的现象，类似我国农民战争中曾经出现过的“流寇主义”。它的社会根源在于印度北部和中部有大量的游民阶层存在。英国殖民主义者的统治和剥削，以及战争、饥荒等造成了大量破产的农民、手工业者、破废黜的封建主、散兵游勇，他们除了到处流浪和抢掠之外，便无以为生。他们甚至形成了一个叫“塔格”（thug，强盗）的社会集团（23）。游民阶层无疑被卷入民族起义的浪潮之中，而且也给起义军带来影响。游击队不去建立根据地、不同人民保持联系，就是这个阶层给起义军打上的烙印。这种情况，再加上封建主的领导，游击战争再发挥它应有的威力，更谈不上从游击战争再发展为正规的决战了。这个深刻的历史教训，不但说明了游击战阶段的重要地位，也说明它应当作为一份宝贵历史遗产而载入印度人民的史册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