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咸以降，西学东渐，如何转化传统学术应对外来学术的冲击，成为萦绕于新旧学人心中的难题。重新阐释、构建中国学术的渊源流变成为近代学人沟通中西的枢纽，各种道统、派分由此而生，或被不断强化，浙东学派即是其中典型。时下学界有关浙东学派及浙东史学的论著汗牛充栋，学者多认同宋代以来浙东学派一脉相承，并不断追认并重塑浙东学派。近年来已有学者开始反思浙东学派的道统与派分，转向挖掘清代以来浙东学派学术系谱的构建历程①。纵观晚清民国经史嬗递的历程，浙东史学特别是章学诚文史校雠之学，成为各派学人创新史学的重要媒介。胡适对章学诚的推崇侧重于“六经皆史料”，何炳松赞誉浙东史学是南宋以后史学革新的代表，何氏所希冀的通史新义，是指赋予历史以意义的撰述，即“通古今之变，而成一家之言”的“独断”之学②。
    与此同时，巴蜀学人刘咸炘、蒙文通均以“兴蜀学”为口号，意图实现传统学术的近代转化，浙东史学成为二人出入经史的关键。刘咸炘、蒙文通过从甚密，往复论辩，相互推重。1927-1929年，二人同时担任成都大学国文学教授，并协助唐迪风、彭云生创办敬业书院。刘咸炘治学以浙东史学为宗，正是在他的启发之下，蒙文通“发现”南宋浙东史学。不过，经史旨趣的差别导致刘咸炘、蒙文通史学观念迥异，二人建构浙东史学的主旨截然分流。
    一、道家史观与今文学立场
    20世纪20年代初，胡适等人提倡整理国故，国学研究成为时尚，西学成为国学的参照物，“科学”成为整理国故的关键词。当东部学人倡言国故时，巴蜀学人则纷纷“兴蜀学”，各张旗帜与东部学人相抗衡。宋育仁主持重修《四川通志》，希望修成一部国学分门、蜀学研究的参考书，以此“维持旧学，以恢张国学”[1]23，进而改良社会。蒙文通主张“兴蜀学”，应当本于礼制，分别今古家法，由传以明经，依经以诀传，弘扬廖平今文学，与以小学考据为本的清代考据学“各张其帜以相抗”[2]101-103；刘咸炘认为：“蜀学崇实，虽玄而不虚”，“统观蜀学，大在文史。寡戈矛之攻击，无门户之眩眯”[3]2102。以重修《四川通志》而论，刘氏自称：“咸炘于史学服膺会稽章氏，章氏分别撰述、记注，其所发明别识心裁，发凡起例，皆撰述之事。今之通志似犹未可及，此旧制体例且勿深论，即言记注亦无所成，阙略孔多，考证之功几于无有”[3]2207。蜀学“长于深而短于广”，若要弥补此弊端，“当复宋世之史学”，绍复章学诚所提倡的浙东史学正是中兴蜀学，“非吾蜀学者之当务乎”[4]1537？宋育仁、蒙文通以今文学的立场，发扬蜀学；刘咸炘则以浙东史学为旗帜，发扬蜀学的文史传统。20世纪30年代，蒙文通由经入史，这一转变得益于刘咸炘的启发与浙东史学的“发现”，但兴蜀学途径的区别暗示二人构建浙东史学谱系的立场各异。
    刘咸炘尝言：“吾之学，《论语》所谓学文也，学文者，知之学也，所知者事物之理也。所从出者家学祖考槐轩先生，私淑章实斋先生也。槐轩言道，实斋言器。槐轩之言总于辨先天与后天，实斋之言总于辨统与类。”章学诚将六经义理落实于以事明理的史学，这从道与器、统与类两方面启发了刘咸炘，前者演化出六经皆史观，后者则转变为文史校雠，这促使刘咸炘超越家学。“槐轩言先天，吾言后天，槐轩言本吾言末而已。实斋名此曰史学，吾则名此曰人事学。”[3]2124“六经皆史说”肇端于先秦道家，马宗霍认为：“六经，先王之陈迹，此为庄生所述老子之言，陈迹者，史实也。后儒六经皆史之说，盖从是出”[5]1。“六经皆史说”是槐轩家学与章学诚学说的契合点，道家史观是刘咸炘学术的根本。刘咸炘自称：“吾之学其对象可一言以蔽之曰史，其方法可一言以蔽之日道家，何故舍经而言史，舍儒而言道，此不可不说。”他特著《道家史观说》表明史学宗旨：“此学以明事理为的，观事理必于史，此史是广义，非但指纪传、编年，经亦在内；子之言理，乃从史出，周秦诸子，亦无非史学而已。横说谓之社会科学，纵说则谓之史学，质说括说谓之人事学可也。”[6]32在刘咸炘看来，经在史学范围内，周秦诸子皆为史学，儒学也不例外。治史要贯通事理，就必须疏通知远，藏往知来，通古今之变。刘咸炘将此命名为“察势观风”，称此法得自章学诚，道家史观与浙东史学一以贯之，浙东史学成为融合文史、儒道，实践人事学的典范。就方法论而言，刘咸炘强调：“因者观变，道家法也，正者用中，儒家法也。先观变而后用中，此其方法也。所施者，子与史，于子知言，于史论世”[3]21-24。无论治子还是治史，贵在能出能入，以治史之法治子，论子家所处之世；以治子之法治史，则贯通历史变迁之理。治子与治史，知言与论世互为依托，相辅相成。
    据蒙默先生回忆，蒙文通认为刘咸炘“讲史学讲得最好”，就是指“观风察势”；相反，对于刘咸炘的道家史观，蒙文通“就不大同意”[7]45-46。蒙文通认可刘咸炘“观风察势”的史学方法，以治子之法研究经史之学。蒙文通屡次称道：“从事六经，亦以从事诸子之法求之，而义理之途遂启”。“以视清世之以治经之法治诸子，岂不霄壤间哉？”[8]70“懂哲学讲历史要好些，即以读子之法读史，这样才能抓得住历史的生命，不然就是一堆故事。”[9]51不过，蒙文通对刘咸炘道家史观的不满，源自他的今文学立场。
    1915年，廖平主持四川国学学校时，蒙文通撰写了《孔氏古文说》，以今文学的观点来讨论晚周秦汉的六经与旧史之别，明确提出“博士之经同符孔籍”，并“考还博士之旧，肇复古文”[2]4。此文得到廖平的称赞，此事或可为蒙文通自称“少好今文家言”的源头，今文学立场、扬弃廖平学术贯穿蒙文通学术历程的始终。廖平为了重构道与六经的关系，一方面纵览全局地吸收经学研究成果，讲家法、重条例，重建古代文献的历史层次；一方面发展出极强的经世意志，将六经放在“孔经哲学”的框架上重新解释。蒙文通在廖平《今古学考》的基础上，谨守家法、条例研究经学，力图恢复周秦儒学的原貌，寻求孔学嫡派，确立“道之所系”的经传，以穷源溯流的方式阐述经学流变，实现“通经明传”再“明道”的抱负。蒙文通的经学研究历经三变：其一，复古求解放，由今古之争上溯至齐学、鲁学之别；其二，破弃今古家法，探明周秦学术、民族和文化变迁的主旨；其三，以理想与事实分别今文与古文，以秦汉新儒学阐明今文学的革命理想和制度精义。
    在经学三变的同时，蒙文通的经史观念经历了从以史证经到“儒史相资”的演化。在《古史甄微》中，蒙文通以义理与事实分别经史，研究古史为“羽翼经学”，以“古史三系说”重建上古国史，申明儒学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③。史学在其学术体系中独立的学术特质并未显现，刘咸炘就此劝诫蒙文通以“纯美者示人，必大过于炘，其功非考证古史之所能比”[3]2208。20世纪30年代初，蒙文通读了刘氏的著作之后才在北平、南京等地四处搜寻南宋浙东诸儒的文集。通过理解浙东史学，蒙文通得以体会史料与史学的差别，研史“稍知归宿”，进而发展为“儒史相资”的模式：儒学立足于周秦两汉时代的变迁，并在历史中不断发展；儒学义理同时也引领和规范中国文明的演进历程④。正所谓“义与制不相遗而后学明”，蒙文通曾说：“《经学抉原》所据者制也，《古史甄微》所论者事也，此皆学问之粗迹。制与事既明，则将进而究于义，以阐道术之精微”[10]15。在经史嬗递的时代，蒙文通以秦汉新儒学与南宋浙东史学实践“儒史相资”的模式，以阐释与落实以“西汉家言”为中心的儒学义理。
    蒙文通自称：“余少年习经，好西汉家言；壮年以还治史，守南宋之说，是皆所谓于内圣外王之事，无乎不具也。”[2]473南宋浙东史学是蒙文通学术发展的催化剂，而今文学立场则是蒙文通不认同刘咸炘“哲学”的根源所在。刘咸炘侧重以史学察变通观古今历史变迁之理，进而衡量儒学义理的价值；蒙文通则强调“儒史相资”，考察儒学义理与历史变迁的能动关系，由此创造性地阐发儒学义理。道家史观与今文学立场的分流促使刘咸炘、蒙文通构建浙东史学的方式各有侧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