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文史校雠与义理史学
    章学诚曾言：“鄙人所业，文史校雠。文史之争义例，校雠之辨源流。”[11]398章学诚以校雠文史的方式论述历代著作的义例，考察经典的形成。刘咸炘认为，章学诚文史之学“舍经、子、集而但言史，又加文于史上者，盖谓凡书皆文，文之原则史”[12]696。刘咸炘以“读书人”自称，其文史之学是一种“学文之学”，即“博学于文”，而非《论语》首章所谓“学为人之道”之学。文史校雠成为刘咸炘学术的门径：“校雠者乃一学法之名称，非但校对而已，不过以此二字表读书辨体知类之法。章实斋先生全部学识从校雠出，吾之学亦从校雠出。”[6]23刘咸炘与章学诚有所差别：“章先生之书至精者，一言曰为学莫大于知类，刘咸炘进以一言曰为学莫大乎明统，然后能知类。”[6]8察势观风必须知言论世，读书又是知言的前提，明统知类成为刘咸炘“博学于文”的总归。刘咸炘在“知言论世总于明统知类”的框架下，重新梳理经、史、子的关系。古文皆以事言理，理在事中。《礼》记载“现在事”，《尚书》、《春秋》记述“以往事”，《易》预测“未来事”。经为明统知类的准则，六经统摄事、理、情，具备后世群书的雏形。子“用中”以知言，史“御变”以论世。“史、子皆统于经，史衍经各异之体，传其外”，“子分经一贯之义，传其内”。史法统于《尚书》、《春秋》、纪传三体，“明于三体而后史可成”[6]8-10。
    刘咸炘以三体梳理历代史法、史体衍化，论断各家史学。《史学述林》以《史体论》为首，开篇就说：“欲究真史学（不止考证事实、品评人物，一切治史之功力，不能为真史学），须读真史书（不止编纂材料、记载事实，一切记事书不能皆为真史书）。故必讲明史体”。刘咸炘认为章学诚谈史体最精，其要点有三：一为分别记注与撰述，“即真史书与广义史书之分”；二为“甄明《尚书》、《春秋》、左丘、司马演变之故”；三为“于三体之后，别创新体”。若要明了历史变迁的历程，必须知晓史书的体系。刘咸炘认为，从广义上而言，“凡记事书，皆为史”；真史书“必有寻常记事书所无之素质”，“真史书惟撰述足以当之”。《史体论》明确指出不能把史料与史学混为一谈，而“今之读章君书者，犹混史料与史为一”[4]1410。此论明显针对胡适所阐发的“六经皆史料”说。钱穆对胡适等人将“六经皆史”说引申为“六经皆史料”颇为不满，赞誉刘咸炘是“近代能欣赏章实斋而来讲求史学的”[13]270。刘咸炘以史体区分“广义史书”与“真史书”、“记注”与“撰述”的界限，认为单纯的考据只是治史的功力，一般的记事书只是史料，都不是真史学，真正的史学必须建立在“真史书”和“撰述”的基础上，与寻常记事书有质的区别。
    金毓黻批评刘咸炘撰《史学述林》“盛推章实斋，多皮傅之语，而故高自位置，以六经为史书之准极，卑视马、班以下，殊昧史家进化之旨”[14]4602。相反，蒙文通以“撰述”与“记注”区分“史学”与“史料”，强调贯通《春秋》大义的“撰述”才是“史学”，并重新阐释中国史学。蒙文通在事实层面申明六经非虚构，“儒以六经为依归，六经皆古史”。史学不仅是注重史籍、史迹的“记注”，更是通观明变的“撰述”。就史迹、史事而言，“法家者流，最明于史，持论明确，亦最可观”。若以“明变”、“论治”立论，法家史说“义有所难通，而治有所不验”，而“儒家之论又不可废者也”。儒家井田论、谨庠序、申孝悌的学说比法家学说更知晓社会的多元，更适于“安世宁人”。孔子编定《春秋》，因行事而加王心，所重在窃取之义；孔子洞彻三代之变，有所损益，以俟后王[8]30-33。孔孟之学既“宗仁义、秉礼乐”，又通观史事，知晓古今的变易。蒙文通撰《古史甄微》以三晋为史学正宗，著《中国史学史》则认为代表东方文化的孔孟学说比承继三晋文化的法家更懂史学，“传统史学，本于儒家”[8]19。
    刘咸炘、蒙文通都以撰述为“真史书”，批评以考据为学。不过，二人所言“撰述”各有侧重。文史校雠首重分类，刘咸炘认为分类的标准不外体与义：“体者，著述之体裁。义者，学术之统系也”。两者之中，刘咸炘更重视辨体：“条别著述虽以义为主，而分别部居则以体为主”，“后世不知辨体，而执辨义，往往以义混体”[15]1592-1593。在刘咸炘明统知类的体系中，“凡一切文字之体无不本于六经，故六经统群书。辨六艺以辨群书则得其体，因所载之殊而后体殊，故辨体即以辨义，是谓校雠”[6]29。若以史学论，当注重史体、史法与史识。刘咸炘认为史学要分为四端：史考（考证事实）、史论（论断是非）、史法（明史书义例）、史识（察势观风）。史考与史论“为他学者所事”，史法与史识“则所谓史学专门之长”[16]2386。真史学必须史法与史识兼备，察势观风，所以刘咸炘告诉学生史法“必人人专精”，史识“是人人的通课，才是真正史的功用”[17]370。金毓黻评价蒙文通《中国史学史》时指出，蒙文通“治史盖由经学入，其治经学，更以《公》、《穀》为本柢，故所重者为研史之义理，而非治史之方法”[14]4591，此语诚为见道之论。蒙文通认为“记注、撰述，判若渊云”，史学必须“揆诸《春秋》所以为《春秋》之义”。史学不仅是考察时代兴衰的事实，更要明古今变易。若由史升格至史学，必须熔铸义理、经制和事功于一炉，兼备内圣外王之道方可称“学”。所谓儒学义理不脱离历史，孔子“于行事洞见源流”，但义理可贵之处更在于“究发展之程序”，“为后王立法”[8]33。宋育仁曾言：“研经以求所载之道是之为学，而非即以研经为学”，史学“皆传述孔门经学之绪余，乃发挥孔门之学而非自辟一途为学也”[18]25。
    刘咸炘文史校雠之学注重考察史法与史体的演变，并以道家史观、察势观风判断史家史识。蒙文通对刘咸炘文史校雠与察势观风均给予较高评价。在《中国史学史》“史识”一节中，他通篇引用刘咸炘的观点赞誉袁宏、干宝等史家以观子之法论史，兼容并包，史识宏远。同时赞扬干宝、孙盛在儒说已坠、诸夷乱华的时代，秉持《春秋》之义，发明史例，维持社会风尚与民族正道。不过，蒙文通《中国史学史》侧重阐发义理史学的传统及其精髓。刘咸炘与蒙文通学术立场的分歧导致二人对中国史学传统的认知有别。
    刘咸炘认为：“六朝史学为专科，唐人犹多专习，至宋世则厄于经家义理之论，一被阻于王氏之徒，再被贱于程、朱之流，然后世一线史学之传则宋人所留遗。”在刘咸炘看来，“经家义理”导致宋代史学“高言《尚书》、《周官》、《春秋》、《左氏》而不明于马、班，于《尚书》又惟知训戒，于《春秋》又惟求褒贬，其治史则重议论而轻考索，于史迹则重朝代之兴亡，而忽风俗之变迁，于史体则好编年之严而昧纪传之广，知书志之载实制而不知列传之载虚风”。北宋王安石新学、二程洛学、三苏三派“皆以经术为标，故皆轻视史学，一及于史，则惟持褒贬，正谊之旨盛而观变之风衰”。刘咸炘认为，北宋诸家不过“儒家、道家论史之见”，“犹非以史为学”，“《春秋》之盛，则史学之衰也”[4]1488-1490。浙东学人重视史学，摆脱经学义理的束缚，发扬史学通观明变的特长。吕祖谦“兼容并包，近于道家，而为史家之特长”，“始脱经家之隘论，而明史家之本法，上及《尚书》，下取左、马，惜仍囿于编年之见”。吕氏“不言《春秋》而讲《尚书》、《左传》”，“不斤斤于褒贬，而能加意于观大体”，所著《读史纲目》“实史家通观之要，而非儒者一概之量”。永嘉之学偏重制度：“永嘉诸儒说《尚书》、《春秋》、《周官》者最多，盖皆以治史法治之者也。”陈傅良“知史书甚广”，“直道太史本旨”；叶适“不忽三代以下，乃浙东史学之异于闽、湘者”，“其《记言》一书以论史事者为长，尤在论东汉三国南北朝，颇能察其风习，为平允之论，斯不失为史学者”；陈亮“于史法考索皆不详”，然“其平生宗旨则下取汉、唐，不高亢圣道”，“经史通观，亦史学异于经学家之一大端”。可见，刘咸炘以察世观风、史体广隘、史法得失评述南宋浙东史学，格外强调南宋浙东诸家史学与经学的分别，对上述诸家所涉“经谊”多有批评。陈傅良认为《左传》乃传经之作，刘咸炘即批评：“《左传》非主于明义，经本古称，非夫子所作，《国语》自是别记，然亦不尽以与不与经谊为断限，凡此皆君举之误说”[4]1493-1495。
    蒙文通认为，刘咸炘颇有“自况之意，亦不免于有道家之见”[8]123。在蒙文通看来，“哲学发达之际，则史著日精，哲学亡而史亦废”[8]7；南宋浙东史学以女婺为大宗，犹为卓绝，集北宋三家之成。蒙文通将南宋浙东史学分为三派六家：义理派史学的吕祖谦、叶适二家，经制派史学的唐仲友、陈傅良二家，事功派史学的陈亮、王自中二家。三派之中，蒙文通称“我爱叶水心讲史学”[9]51。他认为叶适与吕祖谦二人“治史而究乎义理之源”，不过，“水心于伊洛多微词，则于东莱究异致”。蒙文通称赞叶适能“稽合孔氏之本统”，论述时代变迁和历朝制度必本于儒学义理，“是则绝异于伊洛与东莱者”。不仅如此，叶适深达古今之变，论史“恒多独造之言，远乎迂阔之习”，“举三代而不遗两汉，道上古而不忽方来”[8]86-88。此或符合蒙文通所言：“孔孟书中本来就有经（常）、有权（变）两部分言论，经是同于世俗之儒，是孔子经常谈到的，是局限于时代的一面。权是高出于世俗之儒，是孔子很少谈到的，是不局限于时代的一面。”[2]165可见，南宋浙东义理派史家既探求义理，阐发内圣之道，又结合经制和事功，致力于外王之政，因而“于道之精粗，政之本末，皆于是乎备”，“于内圣外王之事，无乎不具”[8]163，义理与制度并举。吕祖谦、叶适论述历代政治制度得失，“切事情而又得前人制法之义，尽有超越汉师处，乃清儒一概屏之，此真清代史学不讲之过”[8]126。蒙文通视南宋浙东史学为“绝学”，非清代汉学考据家所能比拟。
    刘咸炘认为南宋浙东史学是宋代史学的一线之传，有辨明史体、兼容并包、察势观风等优长。蒙文通强调南宋浙东史学以义理派史学为中心，贯彻了“义与制不相遗”的学术精神。此种差别根源于二人道家史观与今文学立场、文史校雠与义理史学等学术理念和方法的分歧，这决定了二人构建浙东史学系谱及其旨趣貌同心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