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南宋史说与秦汉新儒学
    蒙文通早年认为：“孔孟的道理，到了阳明的时候，可算是阐发得非常透彻，到近溪、海门一派，更是说得十分尽致，本没有可疑的地方。”[2]1020世纪30年代初，蒙文通由经入史，以南宋浙东史学为典范；在义理层面，蒙文通领悟到朱子和阳明的弊端在论理气有所不彻。刘咸炘曾致信蒙文通：“炘喜王之所见更深，而亦服朱之方法密。窃以为专学象山，病尤大于专学阳明。”[3]2209在陆、王之间，刘咸炘偏向后者。蒙文通撰《儒家哲学思想之发展》，认定真正明孔孟要旨者，非陆象山莫属，以此与秦汉新儒学相呼应。就浙东史学而言，刘咸炘认为浙东史学以姚江理学为中心，从南宋至清代一脉相承；蒙文通区分南宋与清代，侧重考察南宋浙东史学独特的学术品质，秦汉新儒学与南宋史说遥相呼应。
    刘咸炘以章学诚为浙东史学的集大成者，阐发南宋浙东学术仅为溯其源流，弥补《宋元学案》的缺失，“《学案》囿于义理，史学则略焉”。全祖望修《宋元学案》，推行广博，然“吕氏所承北宋道家之风，更以暗昧而失之。无论不足以明宋学之全，即濂洛关闽，亦失其比较，此学史之大阙也”[22]1237。不过，刘咸炘认为浙东史学以“明之姚江理学为里”，南宋浙东诸家仍被纳入理学的范畴。李源澄指出：“《宋元学案》虽有艮斋、止斋、水心、龙川诸儒学案，其所去取，实不足以窥见其全，惟取其与理学诸儒同者，著于篇，风气之囿人，虽豪杰之士，亦无从而矫之。”[27]37可见，后人不明学术脉络，南宋浙东史学被混入程朱理学，暗而不彰。蒙文通首先区分南宋浙东史学与清代浙东史学。他认为黄宗羲、全祖望将南宋浙东学术的渊源归至二程伊洛之学，衍其流于朱子，对于浙东学术明显异与朱子的内容，“《学案》仍必主于洛、闽，不惜割裂变乱其系统而淆之，于其为学大体，又未能具言”。在蒙文通看来，黄宗羲、全祖望二人为浙东史学巨擘，但清代浙东史学无法囊括宋代浙东史学。“黄黎洲、全谢山世推浙东理学家，乃《学案》一书，于诸家史学不论及，而于学派渊源亦若未明晰。其书本义理，不为史学可也，而一归之为洛学之徒，其传及于明初王、方，于其流亦足以见其源，而并以为朱之徒，恐黄、全于宋人浙东史学实有轻心处。”[8]126-127也就是说，黄、全所说浙东学术仍是理学，混淆了南宋浙东史学的源流，《学案》一出，导致“宋人浙东史学”全系于程朱一系之下。
    那么，南宋浙东史学到底渊源何处呢？何炳松认为，南宋以来我国的学术思想上承北宋以前儒、道、佛三家之旧，形成程颐、朱熹、陆九渊三大派，其中程颐一派继承儒家正宗思想而转入史学研究。南宋以后，此派流入浙东，演化而成前期的浙东史学，程颐就是“浙东学派的宗主”[28]3-5。何炳松自许此说“大胆”，视程颐为浙东学派的宗主，浙东史学与朱、陆对峙，打破了以理学、心学为宋学主流的传统观念。不过，蒙文通仍视此未脱正统之见。邓广铭在蒙文通的启发下撰文指出：“若因袭了宋儒之所谓‘传道统’的那种陋见，而强把他们派作程门的嫡传，洛学的正宗，如过去谈此问题的一切人以至现在的何炳松先生在《通史新义》和《浙东学派溯源》二书中的那种说法，则是为了挂一而故意漏万，是不能见出他们的学问的全面目的。”[29]北宋学术有以二程为代表的洛学、以苏轼为代表的蜀学和以王安石为代表的新学三家，南宋浙东史学则汇集北宋三家之大成。蒙文通认为，“吕氏（祖谦）尚性理，则本于程者为多；唐氏（仲友）尚经制，则本于王者为多；陈氏（亮）先事功，则本于苏氏者为多”。因此，何炳松将南宋浙东史学的渊源纯粹系于洛学一派甚为不妥：“以女婺之学亦有本之伊洛则可，谓纯出于伊洛则不可。”[8]83“分看各家，虽畸轻畸重各不相同，若作为一个整体而看浙东之学，则正是熔铸性理、经制、文史三方面的学问于一炉之内的。性理之学本于伊洛，经制之学沿溯新经，而文史之学则出诸苏氏。”[29]
    蒙文通提倡宋代浙东史学，与《学案》立异。“南渡之学，以女婺为大宗，实集北宋三家之成”，故“足以对抗朱氏”[8]123，“其流之既远，为金华文献之传，后与朱学合而为一，入明犹盛”[8]84。蒙文通以此构建了一个与朱子学相抗的宋学别派：南宋浙东史学以吕祖谦为核心，集北宋三家之大成，足以对抗程朱理学。浙东史学综合义理、经制、事功派，是一个渊源于北宋、传承于元代明初的整体。每派每家都是熔铸性理、经制和事功而来，但各有侧重，殊途同归。随后，蒙文通梳理南宋浙东史学的传承。他说：“自吕、叶诸家而下，楼昉、陈耆卿、叶邦、王瀚为一辈，王、徐侨、王柏、吴子良为一辈，王应麟、车若水、舒岳祥、金履祥为一辈，吴师道、戴表元、闻人梦吉、许谦为一辈，柳贯、黄溍、吴莱、袁桷为一辈，宋濂、王祎、胡翰、戴良为一辈，以迄于方孝孺，其流若斯之永也。考其学风，皆相尚吕、叶、二陈，所谓金华文献之传也。”[8]163
    至此，蒙文通总结道，清人所言浙东史学乃“理学家言”，偏于“内圣”。北宋史学同样高谈性道，不识治法，“虽激论变法，而北宋究无能论法者”。北宋史学偏于人治，而废典制之学：“北宋言史而史以隘，专主人治而遗史之全体，是北宋之言史专于理道之旨，义每狭而浅，未若南宋之广且深矣”。然南宋浙东诸儒，“言史必以制度为重心”，“言内圣不废外王，坐言则可起行，斯其所以学独至而言无弊”[8]159-160。南宋浙东学派的独特之处就在于“大抵均以先王之道为己任，先王之制为必行”。“其为文也，本诸圣贤之经，考求汉唐之史，凡天文、地理、井田、兵制，郊庙之礼乐，朝廷之官仪，下至族姓、方技，莫不稽其源袭，究其同异。”⑤这正是“女婺学术之纲领”。国难之际，蒙文通撰述《中国史学史》，举南宋浙东史说与朱子相抗；著《儒家哲学思想之发展》，服膺陆象山，究程朱之弊。蒙文通壮年以后，守南宋史说，似乎有携“左”、“右”两派，夺程朱正统之席的味道。
    蒙文通坚信经史关系应是“儒史相资”，孔子“推本历史之经验，撰为应物之良规”，“于始言之，则儒也亦资于史”；“于后言之，则史也固资乎儒”，此特指秦汉新儒学所发明的“一王大法”。所谓“世益降，史益变，而儒亦益变。儒史相资于不穷，为变不可极”[30]149。南宋浙东史学可贵之处在于以史学表达儒学义理，是“儒史相资”的典范。只有南宋浙东史学将义理、制度与事功结为一体，“义与制不相遗”，才能最完整地体现儒家义理。此义理源自秦汉新儒学。秦汉之际，儒生融合墨、道、法诸家之学，综其旨要于儒家，越出孔孟“偏于世族政治”的成见，发展出秦汉新儒学：“西汉之儒家为直承晚周之绪，融合百氏而一新之”，“不知今文之中心者，不足以知周秦学脉之相毕注于此也。知其中心而不求之周秦，亦不足以见今文之恢宏”[11]148。秦汉新儒学既融会百家，又领会孔孟内圣外王的大义。蒙文通说：“汉师著述之存于后者，亦义理与证据不偏废”；“孟氏以性善明内圣，以革命明外王，其义宛存于汉师之说，而未或息焉淆焉”[31]15。在他看来，以内圣而言，秦汉新儒家“祛其似，究其变，说益晚而益邃，以推孔孟之说于至精，而诐邪之辞不得作”[30]150；以外王而论，秦汉新儒家以井田、辟雍、封禅、巡狩、明堂五种制度支撑今文学革命思想，宣扬一王大法，构建“非常异义之政治学说”。秦汉新儒学承前启后，“先秦以往之思想，至汉而集其成。故后汉而下之思想，亦自西京而立其本。虽后来义有显晦，学有偏精，然其或出入者，为事亦仅。六经之道立，而百世楷模以定”[30]14。
    秦汉新儒学树立六经之道，为百世楷模，但其精义不显于后世；南宋浙东史学是“儒史相资”的典范，最终与道学合流，“其末流则言多粪土”[8]128，由此导致治史多局促于事迹的得失，“不知考于义理之原”，遂“无以拔生人于清正理想之域，固将不免于丧志之惧”[8]80。国难之际，蒙文通批评讲义理者多高谈性命，整理国故运动更是“卑者坏形体”。蒙文通既不空言义理，更不妄自菲薄。他会通秦汉新儒学与南宋浙东史学，“儒史相资”，阐发儒家内圣外王之义。蒙文通在中国历史演进实情的基础上表达“建国宏规”的抱负：“儒者内圣外王之学，匪独可行于今日之中国，以西方之学术趋势衡之，直可推之于全人类而以创造其将来。”[30]1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