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婺州史学为表，姚江理学为里”
    汉宋之分与汉宋之争是清代学术发展的一大主线。乾嘉以降，学界扰攘于汉宋相争。民初整理国故运动与清代汉学不论是治学方法还是人员组成、师友关系、人际脉络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乃至整理国故运动被时人冠以“新汉学”，视作乾嘉考据学的变相复兴。刘咸炘称：“近世汉宋两家之争最烈，然汉儒非不言义理，宋儒非不言考据，帖括狂禅非程朱之所有，掇拾考订又岂许郑之所有乎？”“嘉道学者已多言考据而不毁程朱，盖汉儒自汉儒，宋儒自宋儒；狂禅只可谓之明学，考据只可谓之清学。”[19]2300也就是说，清代以考据为学，非汉学，非宋学。蒙文通也认为清代学术“只是反对宋明理学。说是汉学，其实只是考证而已”[20]2。刘咸炘、蒙文通批评清代考据学，所针对的正是“新汉学”一系。考据学的末流与西学东渐相配合，导致“国学中斩，政教学术无不仰之异域，固早已全盘西化也”。“治国学亦必以西洋汉学家治吾国学问为师。所谓国学者，岂非徒具其名哉。与此可知汉学宋学之异同，与清代汉学之非汉非宋，今日国学之非国学。”[21]72那么，如何救弊并扭转世风呢？刘咸炘构建浙东史学志在复兴宋学，蒙文通则以此宣扬秦汉新儒学。
    刘咸炘首先区分宋学之中的“宋朱”、“明王”两派：“有清之世，理学最衰，人皆谓汉学夺宋学，此粗概皮相之言也。理学有宋朱、明王之异，人所知也，考据有汉派、宋派之殊，人所不知也。近世理学之衰，王派也，朱派未尝衰，后乃变而为考据。考据之盛者，宋派也，汉派未尝盛。故汉宋之盛衰，毋宁为朱、王之盛衰。”[22]1272程朱理学为官方正统，并未衰落，章学诚就认为清代汉学是朱子之再传。刘咸炘强调：“顺康以来，反王崇朱，乾嘉以来，大体虽反宋儒，而学风实承朱派。”“近日欧化美风之行，虽似墨子，实承朱派，若胡适之宗戴东原，其明征也。”因此，提倡王学是对症之药，王派学风是浙东史学的根基：“浙东史学者，远始南宋之婺学”，“后至黄黎洲，史学始成，而黎洲之学则出于其乡先生王阳明、刘蕺山，兼采南宋朱、吕、叶、陈之学，王派圆通广大之风遂为史学之本，章实斋之态度与其所持原理皆出于此”。刘咸炘认为乾嘉以来，王学衰落，考据盛兴，唯独浙东史学与“吴皖经学相对”，“独守宋学”；考据学风源自朱子，浙东史学则“独守王学”。不过，浙东史学“传授稀润，竟少人知，然其绍宋承明，关系明白，隐然为一大宗”[13]1537。这里，刘咸炘有意发扬浙东史学、陆王心学，与吴皖经学、程朱理学相抗衡。
    章学诚晚年为追认自己的学术而构建出一个浙东学术的谱系。章氏认为浙东学术“言性命者，必究于史，此其所以卓也”。章学诚认为浙东学术以陆王为根底，同时兼备朱子与陆王之长，而将南宋事功派学人排除在外。在《浙东学术》一文中，章学诚先讲浙东学派出自婺源的朱子，随后建构浙东学术的学统：三袁、王阳明、刘宗周、黄宗羲、万氏兄弟、全祖望、章学诚。刘咸炘认为浙东史学从南宋直至清代一脉相传，他撰写《先河录》，以章学诚为核心构建浙东史学系谱。“会稽章实斋先生之学，可谓前无古人，然实承其乡先生之绪。所谓浙东学术者，今世罕知其详，盖以宋世婺州史学为表，明之姚江理学为里，而成于黄黎洲者也。”刘咸炘认为：“圆通广大之论，北宋已有，至明尤多，皆可与章君之言相证。至于校雠之学，史体之议，原本宋人尤为显著，今将明此绝学，幸得溯其微绪。”[23]743南宋浙东学人正是宋代辨明史体、圆通广大学风的代表，浙东史学出于婺州。永嘉之后，浙东学风传衍至元明，为史学大宗。第一辈为黄溍、柳贯，第二辈为王志、宋濂，“皆以文章称，而兼长史学”[4]1498。王阳明为浙东学术的大宗，影响后世，“其乡后辈刘蕺山宗周能发明之，黄黎洲宗羲宗阳明而师蕺山，讲学于四明，其学兼综金华、永嘉，文则师法戴宋，合诸派而一之，其传为四明万季野斯同、余姚邵念鲁廷采，其后则四明全谢山祖望，至实斋、邵二云晋涵则其复兴也，后此无所见”[23]743。至此，刘咸炘构建出由南宋至清的浙东史学系谱。章学诚将吕祖谦等人排除在浙东学术之外，而刘咸炘则认为南宋浙东史学乃中原文献之传，“浙东之学远出金华，其风博大，不以考据长”[24]388，吕祖谦史学的特长就是通观明变。
    在浙东学术的起源问题上，刘咸炘强调浙东学术以婺州（即吕祖谦）为表，与章学诚所言浙东学派出自婺源的朱子有所差别。如果说，章学诚有意以浙东学术调和朱陆异同，刘咸炘似乎更倾向以浙东史学弘扬姚江理学。刘咸炘认为理不离事、道公学私是章学诚学术的核心，章学诚提倡浙东学术表面上于朱陆无所专主，实际上“得于陆者多”，章氏之论“多从阳明出”[24]714。在朱子与阳明之间，刘咸炘明显偏向后者。刘咸炘曾言：“吾于性理不主朱，亦不主王，但以为王稍近耳。顾独服膺浙东之史学。浙东史学，文献之传固本于金华，而其史识之圆大则实以阳明之说为骨，即心即物，即道器合一之说。道器合一，故学问、事功合一，而阳明则其验也。”[25]1473朱熹、王阳明二人学术异同在于：王阳明主张“理生于心，当以心贯物”，朱熹认为“理在于物，当以心合物”，二人并非“一废事一不废事。”不过，在刘咸炘看来，二人的差异导致学术类别的分立：“朱学功夫虽繁碎，而其致趋于狭隘，其流乃止于经书讲义；王学功夫虽简易，而其致趋于宽广，其流则通于史学子术”[26]135。也就是说，王学更能广纳事物，兼容并包。朱子及其后学多注重经书、义理，阳明学派多谈经济，倾向史学。浙东学术圆通广大，导源于王阳明；浙东史学以姚江理学为里，已不在寻常史学范围之中。然而，清代以来，学人讲宋学，多诋斥陆、王。刘咸炘认为“近世之排陆、王者，直是无聊”。清代汉宋之争，考据与义理之间，“大氐交互，有偏兼之异而非不相容”，其不能相容之处，“斥阳明而已”。在排斥阳明学这一点上，“汉宋兼采，汉宋调和，与专宗汉师、专守程朱之所同也”。刘咸炘强调“近人好利”的根源在于乾嘉以降宋学不振，所谓“轻忽义理，自足以败风俗”。“阳明所见，自深于晦庵，其精刻之处，近三百年多忽略之，不可不发明。”[2]1272-1279
    也就是说，一方面，乾嘉考据学风“反王崇朱”，衍至民国，与欧化、西学相配合，导致近代学术以考据为成名捷径。这既无法吸纳西学专科的系统，更使中国文化精神隐而不彰；另一方面，乾嘉以来，宋学不振，导致近代风俗崇拜功利，不重节义。若要扭转此风气，必须提倡王学。同时，道不可空讲，必须以史学为依托。刘咸炘主张：“今欲复宋学，必并复此学，然后本末俱备，可以光大。故《宋史》于今当修，而修《宋史》必用浙东史学，不独为当然之理，亦必然之势也。”[4]1537浙东史学既无阳明后学虚妄之弊，又兼有阳明学“圆通广大”之长。刘咸炘正是以“姚江理学为里”的浙东史学，纠正考据学烦琐支离、破碎大义的弊端，进而沟通中西，扭转学风与世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