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的对华政策的制定和推行，加强了东方反对日本法西斯的力量，给中国的抗日战争以积极的影响和支持。但是，该政策的帝国主义性质是否就因此改变了呢？不是！
    首先，尽管大战使中美关系在帝国主义同半殖民地关系上又加上了同盟国的关系，但是前者仍是主要的。两国虽然结盟，可在美国眼中，中国只是附庸。如为联合作战而成立的“参谋团联席会议”，中国被排斥在外；该机构召开的为重大对敌战略作决定的会议除“三叉戟会议”外，中国代表不得一闻。美国还力图利用军援经济控制中国。史迪威在提交蒋介石的备忘录中公开宣称：“本人的基本地位，为保卫美国的利益。”他在给马歇尔的电报中露骨地建议：“我们必须于此际将蒋介石拴住，……否则，蒋将永不就范。”⑦马歇尔则说得更明白，大国政策只是“将中国作为大国看待”。
    其次，美国政策带有垄断资本主义高度发达的特点。美国需要一个单一的、开放的、以美国为中心的世界经济体系，和以美国为领导的世界政治体系。中国是其附属的一部分。从经济上看，美国之所以仍鼓吹“门户开放”原则，是由于其高度发达的垄断资本主义具有占绝对优势的经济力量，它可以更多地采取经济手段而非老殖民主义或势力范围的方式，排斥列强，独享中国地大物博之利。从政治上看，只要美国在大战中利用自己的雄厚国力支持战争，在欧洲联合英国，在亚洲拉拢控制中国，那么，以美国为领导的战后世界政治体系就可建立。
    再次，美国对华政策长远目标是要使中国保持政治和形式上的独立，在军事、经济、外交等方面依赖美国。这是新殖民主义一个重要特点。美国在战后世界各地推行的正是这一套。
    从上述分析看到，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规律导致了世界大战。大战削弱了老牌帝国主义国家，给经济发展最迅速、力量最强大的帝国主义国家以新的扩张机会。而在这一发展趋势中，旧殖民主义体系及其形式也随老牌帝国主义国家的削弱而逐渐瓦解，民族民主运动日益高涨。对此，新兴的帝国主义强国企图用新的方式在旧殖民体系的废墟上建立自己的统治，新殖民主义应运而生。美国对华政策正好说明了美国利用大战之机，用新殖民主义方式扩大自己的统治，建立新的世界霸权的企图。这就是美国对华政策的实质。
    尽管美国制定了新的对华政策，但是，究竟如何实现其目标，华盛顿当局并不明确。因为它只是主观愿望的产物，必然要受到客观现实，如战场形势、中国国内状况、远东及全球国际关系诸因素的制约。1943年下半年起，这些因素的作用越来越大了。
    一是中国内部状况的恶化。由于国民政府腐败专制，治国无方，使得全国经济濒临崩溃，民不聊生，抗战士气空前低落。二是蒋介石坚持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政策，掀起了第三次反共高潮，使得中国不能举国一致，全力抗日。美国担心一旦国共冲突演成内战，美国对华努力将一无所获。三是中苏关系。大战以来，尽管抗击共同敌人，但两国关系一直没有改善。苏联对中国并不以盟邦相待，中国政府的反共政策也十分敌视苏联。这一时期，两国边境纠纷时起，中苏关系一度紧张。对此，美国非常担心，怕在中国问题上造成美苏对抗。四是中国军事形势的恶化。1944年初以来，日军发动了打通通往印度支那大陆交通线的“第一号攻势”，国民党军队不堪一击，数月内豫、鄂、湘、粤广大地区相继沦陷。下半年，衡阳、桂林失守，使战时首都重庆和中国对外唯一出口地昆明面临直接威胁。对此，美国朝野舆论大为惊慌，对中国政府能否继续支撑几乎丧失信心。
    上述情况，使得美国在对如何推行对华政策、实现政策目标，尤其是有效地对日作战这一直接目标方面陷于被动，从而不得不考虑对中国内部政治、中苏关系等方面采取更直接更积极的步骤了。
    对于中国内部的混乱与纷争，华盛顿当局以前一直没有重视。直到第三次反共高潮时，美国政府才有较明确的表示。43年8月，国务院远东事务政治顾问斯坦利·项白克奉命通知宋子文，美国政府不赞成中国政府反共，希望避免争端⑧。蒋介石被迫在9月召开的国民党中执委会上宣称：“中国共产党问题是一个纯粹的政治问题，并应用政治方法解决。”⑨此后，从开罗会议到华莱士副总统访华，总统和各级官员多次向蒋表示反对中国打内战，要求国民政府同共产党合作抗日⑩。华莱士访华期间，罗斯福还命令驻苏大使“同苏联领导人讨论中国问题，以取得他们对美国斡旋双方的支持。”（11）在得到苏联方面的保证后，华莱士向蒋介石表达了罗斯福想“作为朋友在中国两党间调解分歧”的想法（12）。蒋迫于压力，答应了美国的要求，并同意美军观察小组进驻延安。从此美国军政当局加深了对中国内部状况的了解，从而对如何贯彻对华政策形成了三派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