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尔利在使华途中访问了莫斯科。在同苏联领导人的会晤中莫洛托夫表示了苏联对中国局势的看法和对美国政策的支持（17）。苏联的立场和保证对赫尔利影响极大，成为他理解和推行美国对华政策的出发点：既然中共并非真正的共产党，只是“民族主义者”，又不为苏联所支持，那就没有必要看重其力量。所以，在解决史迪威事件时，他反对史迪威，支持蒋介石，就任驻华大使后，更将美国政策理解为支持国民党政府，在该政府领导下统一中国武装力量（18）。
    对于国共和谈，赫尔利虽认为双方都应妥协，并曾对国民党的顽固立场有所批评（19），但是，他更强调要引诱共产党交出军队，并视此为其使命成功的关键（20）。赫的这种充满矛盾和错误的见解与判断，使他在最初的调处活动中，在对中共五点协议和国民政府三点反建议的交锋中，出尔反尔，支持国民党政府（21）。我党在和谈中对美蒋作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坚持了原则。赫尔利不可能明白，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事业绝不会为外来影响和压力所左右。
    虽然史迪威已离任，总统受第一派意见的影响缩小。但是其支持者在国务院、军方和驻华使馆中仍积极活动。他们和赫尔利等人的意见分歧和冲突在赫就任驻华大使后才真正展开。这一时期他们制定了一系列援助共产党与共产党部队联合作战的计划，并与延安方面保持密切的联系（22）。他们还向华盛顿上书批评赫尔利的偏袒立场。对此，赫十分恼火，当他获悉中共领袖毛泽东、周恩来等想绕过自己同美国安排访问华盛顿时，更是愤怒已极（23）。他将反对派的活动归之于共产党在和谈中不妥协的原因。他一再表白：“我深信我们的政府在决定支持中国国民政府和蒋介石的领袖地位方面是对的。我没有同意过任何原则或支持过任何办法，而将削弱国民政府或蒋介石的领袖地位。”（24）45年2月赫尔利回国述职后，反对派再次提出批评。在驻重庆代办乔治·艾其森签署的致国务院的函件中，他们批评赫尔利调停活动造成的后果和混乱，以及可能对苏联、中共产生的影响，担心局势的发展会最终危及美国利益（25）。这些批评在华盛顿引起轩然大波。最后，争论以罗斯福总统的干预告终。总统支持了赫尔利，并在后者的坚持下调停了反对赫尔利的在华官员。
    综上所述，自赫尔利调停国共、就任驻华大使以来，其活动是着眼于实现美国政策的直接目标，尽管基本上反映了美国对国共和解的基本立场，但是，扶植蒋介石，诱迫共产党的企图日益明显。赫尔利的态度正好适应了随之而来的美国对华政策目标的转换。
    罗斯福为什么在争论中支持赫尔利呢？这应从整个大战的全局发展及其影响来看。
    早在德黑兰会议时，美苏就讨论过欧战结束后苏联对日出兵问题。在欧战大局已定后的莫斯科军事会议上，双方进一步达成协议。44年12月，哈里曼会见斯大林时，后者明确提出了苏联在远东出兵的要求。而在此时，欧战即将结束，太平洋战场的美军虽节节胜利，但每进一步都遭到日军的顽强抵抗，伤亡甚重。而歼灭以满洲为基地的日军陆军主力更成为击败日本的关键。这种形势使得美国对苏联出兵的要求更为迫切。损害中国人民利益的雅尔塔秘密协定就是在这样的形势下产生。太平洋战争爆发至此，中国在美国全球战略部署上经历了三个阶段。43年底以前，虽然中国战场从属欧洲战场，但在太平洋战争中仍是主要战场，并被视为反攻日本的基地。中国的抗战很受重视，史迪威等人提出的援助、联合共产党部队打击日本的计划也一度为最高当局所接受。43年底，美国决定对日战略反攻路线由陆上转至海上，中国战场地位下降，在太平洋战场中变成从属战场，中国军事作用也随之下降。但是，由于44年以来的军事状况的恶化和共产党占据的有利战略地形等因素，和平解决国共争端，利用共产党部队对日作战对防止中国战场崩溃，最后击败日本仍有重要意义。史迪威的主张到44年10月一直受到美国总统的支持。雅尔塔秘密协定签订后，中国战场地位再次下降，东北日本关东军基地从中国战场划了出去，成为苏军攻击目标。这样，利用共产党武装，统一中国军队对日作战，对于打败日本，实现美国对华政策直接目标已关系不大。美国方面对于中国内部和解和统一的考虑也就转向了战后，即实现美国对华政策的长远目标了。这就是罗斯福支持赫尔利的主要原因。
    赫尔利得到总统支持，并在排除反对派的干扰后，将貌似公正的假面具抛开。返任前夕，他在华盛顿声称中国“统一”的障碍在于“有武装的政党，……美国已承认国民政府为中国的政府，并且在经济、军事和政治上支持它。”（26）赫尔利回国途中绕道英苏，再次得到英苏领导人支持美国政策的保证（27）。在这种情况下，赫尔利更是得意忘形。回重庆后，他加紧了调解国共活动。由于美国对华政策目标转换。美国在和谈中的立场越来越趋于扶植蒋介石政权，使自己同这个腐败的、不得人心、毫无前途的政权捆在一起。然而形势的发展很快粉碎了赫尔利的如意算盘。国共和谈的毫无进展，中国共产党力量的日益壮大，苏联出兵东北后局势的变化等等。使继续罗斯福对华政策的杜鲁门政府十分为难，由于美国仍准备通过扶植蒋介石政权达到目的。所以美国政策的彻底破产也就不可避免。
    通过对美国对华政策及其演变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两个目标是其对华总方针总政策。在其推行过程中产生的演变，都是手段的变化。还应该指出，在华莱士副总统访华前后，对如何推行美国政策，在军方、国务院及驻华军政官员中曾出现三派意见分歧。我认为，这些分歧并非对美国在华利益和政策目标认识的分歧，而是由于各自对中国内部状况、中苏关系的了解和估计的不同而产生的具体实施美国政策、实现两个目标的方式的不同，谈不上有两种政策主张和外交路线的斗争，即所谓现实主义政策和极右反共政策的斗争，更谈不上罗斯福代表前者，杜鲁门支持后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