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派以史迪威将军及其政治顾问戴维斯、谢伟思等人为代表。其主张被称为“现实主义对华外交”。他们最早对中国状况有所了解，故有“中国通”之称。在1942年就与各界人士，包括共产党领袖周恩来和国民党左派宋庆龄等人有过接触。所以，早在华莱士访华前其主张就已形成，概括有两点：一是认为国共冲突不可避免，中国可能赤化。二是认为国共冲突将给苏联的扩张以可乘之机；若为防止中国赤化，美国支持国民党，苏联必将支持中共，美苏对抗不可避免。为防止这种局面出现，美国应做到：加强与共产党控制区的联系，进一步了解中共和苏联的动向，并帮助中共发动某种有限的对日作战；运用美国的影响加速中国民主化改革，造成以国民党蒋介石占主导地位的多党统一战线政府；美国政策应保持灵活，留有余地。华莱士访华后，该派对共产党力量和前途的评价更高了，并指出一旦国共合作和民主化改革失败，美国必须抛开国民党，运用自己的影响抓住中共，防止其投入苏联怀抱（13）。该派自42年以来对蒋介石政府的不断批评，也是史迪威蒋介石矛盾的一个重要原因。
    第二派是中间派，以华莱士、国务院中国科科长范宣德以及驻华大使高斯为代表。他们对中国内部状况的看法与第一派分歧不大，只是采取的对策不同。他们更多地强调要运用美国的影响对蒋介石政府进行民主化改革，企图用推行西方民主制度来同共产党力量的增长相抗衡（14）。
    第三派以赫尔利为代表，不同意第一派对国共双方力量的估计，反对史迪威等人援助共产党的主张，认为美国应支持中国合法政府，并通过该政府与中国各派达成协议，统一武装力量，对日作战。
    华莱士访华，特别是赫尔利使华以来，三派意见的支持者都向美国最高当局力陈自己的主张并为其实行积极策划。罗斯福一直是根据大战的总进程和全局形势的发展在各派意见中进行权衡。直到史迪威离任，他主要地受第一派意见的影响。尽管三派都考虑到了美国政策的两个目标，但当时的危急形势使他们都将实现直接目标放在首位。中共的实力与战略地位，则使他们都认为利用共产党抗战是实现直接目标的重要保证。所以三派都主张和平解决国共争端，避免内战，统一中国军队共同作战。美国最高当局采纳的正是这种主张，从而作出美国出面调停国共的决定。
    44年下半年，史迪威对极度恶化的军事形势提出了自己的解决方案：利用租借物资援助共产党，由他指挥包括共产党部队在内的一切中国军队对日作战。这一方案遭到蒋介石的极力反对，长期未决的史蒋矛盾公开爆发。同年10月，英苏首脑在莫斯科召开军事会议，美国驻苏军事使团团长迪恩将军和驻苏大使哈里曼奉命参加，他们同苏联领导人就苏联出兵中国东北问题进行了会谈，最后达成一致意见（15）。与此同时，高斯大使则在努力完成和平解决国共冲突、统一中国军队对日作战的使命。华盛顿指示高斯：“对中国境内政府及有关方面的军事情况问题，应对蒋作积极的坦白而直率的建议。”（16）然而，在他向蒋提出建议后不久，就对中国的局势发展和国共和谈的前途深感失望，而于11月1日辞去大使职务。
    以上三件事非常重要。史迪威事件导致了赫尔利使华，加强了第三派意见的发言权；莫斯科军事会议则使联合共产党部队对日作战的重要性下降，致使实现美国政策直接目标的希望寄于苏联。这样，华盛顿当局对于国共和解则开始趋于战后的考虑，即着眼于实现对华政策的长远目标了。10月19日，总统在处理史迪威事件时接受了赫尔利的建议，召回史迪威，代之以魏德曼将军，从此总统受第一派意见的影响日益缩小。高斯的辞职，使得本来就不甚明确的第二派意见失去贯彻的可能。在这样的形势下，本来完成了自己使命就应回国的赫尔利粉墨登场，就任驻华大使，开始了他的调解活动。
    由于美苏间就苏联出兵的秘密谈判不为赫尔利等官员所知，故其活动仍是致力于直接目标的实现。
    赫尔利的活动从开始到45年2月回国述职时止，基本上反映了美国当局对国共和解的基本立场：国民党作政治让步，共产党放弃独立武装。但是，也明显地带有第三派意见的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