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这个题目，首先涉及考古学科的性质定位或价值取向问题。从世界范围看，对考古学 有两种有关联的，却不同的观点。在美洲，考古学被作为人类学的一个组成部分，放在 人类学的框架中发展，为人类学的目的服务。而绝大多数的中国考古学家把考古学看作 历史学的一个组成部分，甚至考古学本身就是历史学，她的任务是重构中国历史。
        把考古学视作历史学，不惟中国学术界，旧大陆学术界一般如是。因此，这种立场， 当有深刻的原因。这大概是因为除了玛雅文明之外，旧大陆是其他几个主要文明的所在 地。就对人类历史进程的影响看，玛雅文明远没有西亚、埃及、印度、中国和爱琴海文 明的作用大。由此看来，把考古学定位在历史研究，不仅仅因为人类与生俱来的对自己 过去的好奇心所致，实乃有更深刻的学术理由。
        具体到中国的情形，一般认为是上个世纪20年代安特生的工作开启了中国考古学的序 幕。事实上，自19世纪末，一些外国科学考察团、探险队就已经在中国境内活动了。其 中也不乏考古学家的活动。然而何以直到20世纪20年代安特生的工作才引起中国学人的 响应，并由此开始了中国考古学的历程呢？这个原因，同样不局限在考古学的内部。
        当安特生在中国从事考古活动的期间，中国史学界正在重新检讨历史。文献史学家们 猛然发现，他们有能力摧枯拉朽般地摧毁旧的历史体系，但要建立新体系却远非易事。 对此，王国维“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向学术界展示了地下文物之于 历史研究的重要作用。而安特生则通过仰韶文化的发现和对中华远古文化的研究，进一 步展现了通过考古学构建史前史的可能。正是因为这个原因，考古学这门外来的学问获 得了中国学术界的接纳。从此，重构中国史的任务，经过几代考古学家薪火承传，直到 今天。
        美籍中国学者张光直曾经推测，如果中国学者第一次大规模、成系统的田野考古发掘 不是在文献史学上深受注目的殷墟，而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史前遗址，也许中国考古学 对自己的定位及发展不是今天这个样子。但在我们看来，这是不可能的。促成殷墟的发 掘，固然有一系列偶然原因，但在中国的学术传统和当时的学术气氛下，你不能设想中 国学者会对其他遗址表现出更大兴趣。
        二
        和文献史学一样，考古学重构历史，必须从资料的年代问题入手。但和文献史学不同 的是，考古学重构历史凭借的是实物遗存。这些实物资料的最大特点是非文字性的，因 而缺少有明确标记的年代线索。即便在历史时期的考古资料中，有文字纪年者也是少数 。为了利用这些没有文字的实物资料搭建起一个历史的时空框架，考古学家不得不花费 相当长的时间创建一套办法、一套概念工具和表述语汇。这套语汇如此晦涩拗口，以致 当考古学家们津津乐道地运用它来互相交流思想时，旁听者则如坠五里雾中。这恐怕是 导致考古学和其他学科长期隔膜的主要原因。除此之外，为了搭建这个框架，考古学家 还必须通过田野考古工作积累起足够的资料，此亦非朝夕之功可举。国外考古学为此花 费了百余年时间，中国考古学的这项工作至今也不能说全部完成了。当整个学科埋头于 这种基础资料的积累和整理时，自然也难在其他层次上展开与譬如文献史学等其他学科 的交流。但这是一个必须经过的过程。
        历史时期的年代框架主要是通过墓葬材料搭建起来的。以若干有明确纪年的墓葬材料 为标杆，再根据墓室形制及随葬品的特点，将其他没有纪年的墓葬单位串联起来，构成 一个年代序列。进而把这个系列和诸如金银器、玻璃器、瓷器、钱币、铜镜、石窟寺造 像、壁画等其他类别的考古资料的分期编年互相参证，从而获得涵盖内容更广泛的年代 体系。
        比较而言，建构史前史的体系，困难要大得多。考古学家必须依靠遗址中不同层位出 土遗物的形制变化情况，对遗址进行分期，再把许多遗址的分期串联在一起，构成一个 地区的比较长时段的年代序列，最后将许多地区的情况排比成一张尽可能完整的总表。 以新石器时代考古为例，自安特生发现仰韶文化不久，学术界开始了有关仰韶文化分期 的研究。上个世纪50年代，这项研究扩大到整个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的大部分地区。70 年代后期以来，随着各地一系列新石器时代早、中期遗址的普遍发现，整个新石器时代
        的历史框架才终于有了比较完整的轮廓。又以三代考古为例，邹衡先生以郑州出土资料 为主，系统研究了商前期的文化分期，再与商后期殷墟遗址的文化分期连接起来，建立 起整个商文化的分期体系。这个分期成为学界认识三代考古资料的主干。此后，向上衔 接起夏纪年范围内的二里头文化分期、向下续接上两周文化的分期，并逐渐将周围地区 的文化纳入相应的位置，遂构筑起整个青铜时代的分期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