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三代考古的另一项重大收获是业已从考古学角度明确分辨出夏商周分别是三种有联 系、却不相同的考古文化，各有自己的发祥地，彼此都有一定的并立共存期。三者的关 系，并非“父子”，却似“兄弟”。按照苏秉琦先生的说法，长期以来，我们的历史教 育中存在一种“大一统观”，将夏、商、周、秦、汉视为一脉相承的改朝换代。这种观 念虽然不断遭到质疑，然最终使之化为陈腐者，全赖考古学的证据。
        有夏以来，中原文化的地位益发彰著。殷承周继，中原文化的疆域不断扩大，这在考 古学上是看得十分清楚的。但中原之外，史籍历来落墨甚少，语焉不详。致使学界不惟 对这些地区研究困难，更难以通过和中原文化比较的角度达成对整个先秦历史的贴切认 识。20世纪60年代以来，考古学相继在周边地区发现了一系列青铜文化，并陆续建立起 各自的演变谱系。近十几年来，考古学又进一步发现了四川广汉三星堆、江西新干大洋 洲、湖南宁乡等高度发达的青铜遗存，以及遍布内蒙古东南部和辽西地区的夏商时期的 山城群址。这在一方面表明当时存在着若干与中原文化并立的地方文明，另一方面也反 映出自新石器时代以来的文化的多元演进趋势依然。如果把眼光移向历史时期，战国七 雄的格局，汉初郡国并举、分封九王，乃至一直到现代的南北方文化差异，也都可以视 作这个趋势的继续。而仔细比较发现，这些地处外围的文化中有大量中原文化的影响， 反之，中原也有来自四面八方的文化因素。兹表明，文化的一体化趋势不仅始终保持着 ，一体化的范围和程度也稳步地扩大和加深。由此似可为中国历史上统治民族可以更替 ，但长期的多民族的统一大势不变；中国历史上的战争以统一为目的者多，以分裂为目 的者少，即便是割据对峙，也是为了日后的统一；中国人对佛教等外来文化的包容态度 和外来文化往往于自觉或不自觉之间被同化改造等历史现象提供更深层次的诠释。
        四
        当构筑历史框架的工作进行到一定程度，并据此而形成若干有关历史的宏观趋势性认 识之时，考古学也就在复原和重建历史方面表现出更大的信心。1991年，苏秉琦先生连 续著文，倡议重建中国史前史，其要髓是号召中国考古学研究重点从搭建历史框架的研 究转向这个框架里面的历史内容上来。这标志着中国考古学在历史重建中，从此进入到 一个新境界。
        固然，以历史研究为己任的中国考古学始终就有对这个框架内各种问题的追求，早就 尽可能朝这个方向进行着努力。在这个方面，历史时期的考古学由于有文献材料的索引 ，容易进入状态，并做出过一系列令人瞩目的成绩。今后的历史时期考古，也将继续为 丰富历史各领域的知识而努力。如通过墓葬研究历代丧葬制度，并借此探讨社会等级制 度、政治制度以及窥测社会生活乃至社会心理的变化情况；通过对石窟寺遗址的考古研 究，探讨宗教史、思想史、艺术史等方面的问题；通过历代都城的考古发现，研究建筑 技术、宫寝制度、城市发展、社会政治生活的历史；通过手工业遗址的考古，探讨社会 经济史及科学技术的进步发展；通过丝绸之路、北方草原、中国东南沿海及水下考古， 探讨中外经济贸易及其文化思想交流的历史，等等。即便是史前考古，也关注过诸如不 同阶段的社会形态等问题。但是，只有当历史的框架建设起来之后，考古学才有了对如 何重建中国历史的问题进行整体思考的基础。
        不用说，这个基础对于缺少文献索引的史前考古之于史前史的重建尤为重要。在此基 础上，自90年代以来，中国史前考古学出现了一个十分重要的变化，即形成了若干涵盖 较长时段、涉及多个领域的、具有宏观系统的重大历史课题。目前，这些课题也越来越 吸引着考古学家把注意力从文化史的基础性研究上转移出来，从而起到了带动考古学走 进新阶段的作用。这些课题有：
        1.中国境内早期人类起源与文化起源的探索，中国境内现代人类起源与文化演变的研 究。鉴于人类起源是目前整个世界范围旧石器时代考古所关心的最重大课题，而东亚特 别是中国的考古发现已经成为有关人类起源不同假说争论的焦点，因此，中国考古学界 应当对此作出自己的贡献。
        2.农业起源也是人类历史上最重大事件之一，以致有人将其称作农业革命，和以后的 城市革命、产业革命并举。中国是稻作农业和粟作农业的独立起源地。对它的研究，自 然有其十分重要的意义。目前，有关稻作农业起源于长江流域的研究已经取得长足进展 ，澄清了印度阿撒姆--中国云南起源说、东南亚起源说等一些不切实际的推测，并综 合环境变迁、野生稻资源和人类文化演进的互动关系，就稻作农业起源的机制，提出了 “边缘理论”，是中国学界在农业起源问题研究上的重大贡献。但是有关稻作农业起源 过程中的许多细节还有待新资料进行澄清，北方粟作农业起源问题的研究更是迟滞了许 多，皆需要更多的投入。
        3.在农业经济的基础上，社会向复杂化发展，最终形成了国家。自80年代以来，随着 在红山、良渚、石家河等一批公元前3000年以降的新石器文化中发现了一系列城址、高 等级墓葬以及玉器、象牙器等大量精美随葬品后，中国文明的起源问题立刻显得迫切起 来了。而如前述，中国历史上许多重要趋势正是在这个时期所奠定或被强化下来的。对 于整个中国历史而言，是一个十分关键的时期，重要性自不待言。在过去的十几年里， 有关文明起源的研究已经在几个方面取得相当的进展：内蒙古长城地带、四川成都平原 龙山时代城址的考古新发现，扩大了研究该问题的空间范围；湖南澧县城头山、河南郑 州西山等早期城址的发现以及对仰韶文化庙底沟期社会发展水平的重新认识，有可能把 若干文明因素的起源更向前追溯至公元前3500年前后；在各地文化多元演进观点的引领 下，以及随着对各地文化之社会内涵及其差异的研究日益深入，促成了文明起源研究从 文明要素的界定到文明化的一般过程的比较，再进而在针对某一地方文化的历史过程进 行个案探讨的基础上进行比较和综合的研究动态。沿着这个方向，将有助于更好地阐释 中国文明的本质、特点以及在世界文明上的地位等根本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