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夏商周三代考古已经在各族源及其关系，年代框架的建设，以都城为重点的中心聚 落的揭露和研究，结合文献材料考察三代礼乐制度、营国制度、埋葬制度以及中原文化 与周边文化的关系等方面积累了大量专题性或个案式的研究成果。但一度缺少如何将它 们综合成一个体系的角度。继中国文明形成之后的早期发展，或早期中国的问题，则充
        当了统领新时期三代考古核心课题的角色。这个问题不仅涉及三代的社会经济、重要资 源的控制与分配、社会结构和等级、阶级关系、社会制度、国家组织形式等诸多领域以 及它们在三代更替中的损益变化情况，同时还要根据已有考古发现基础上达成的多元演 进的基本认识，深入探讨在各地方文明错综复杂的互动关系中的一体化发展，直至最终 建立秦汉帝国的历史进程。事实上，三代早期国家和此前基于农业经济的文明起源本身 就是一个连续的历史过程。从这个角度，张光直先生主张应当把它们作为一个整体，建 设一个新的先秦史体系。
        上述新的研究课题，无论其深度还是广度，皆远远超过了物质文化史研究阶段，旧有 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技术也就不再满足需要，从而在考古界内部引发了对新技术方法的热 切追求。90年代以来，传统的考古地层学和类型学正在被改造、充实和提高，以满足新 课题的需要。诸如聚落考古等一些过去开展得不很普及的研究方法，由于在探讨由人们 各种行为组成的社会活动景观方面有特别的功效，正日益受到研究者的重视和采纳。环 境考古、动物考古、实验考古、航空考古、水下考古、民族考古等诸多在国外首先开发 出来的新的研究方法正在被引进中国考古学中。考古学家还越来越主动地向天文、地质 、地理、生物、化学、物理、数学、计算机辅助分析、遥感、全球定位和地理信息系统 等自然科学或应用技术领域寻求考古资料分析技术的支持，并正努力将这些技术组合起 来，以形成解决某些特定课题目的的有效方法。为了尽可能全面把握历史，考古学还加 强了与文献史学、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等相关学科的联系，以便获得更多的研究视 角和理论启发。总之，考古学在其研究体系的各个层面，都正在进行新一轮的繁荣建设 。与此同时，考古学变得越发地开放，越发地谦虚，越发地虚怀若谷起来，成为当前的 一个显著特色。
        五
        以上种种，都表明中国考古学正处在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的初期，一个繁荣时代的开始 。对中国考古学的未来，我们固然有理由乐观。然而，我们必须对考古学重构历史的作 用有比较准确的认识，以便在展望她的前途时，不至于盲目。
        大而言之，考古学之于历史研究的作用主要有两个方面。
        首先，凭借考古学的田野考古发现，大幅度增加了历史资料。细论之，又分两种情况 。一种是地下出土的文字资料，包括甲骨文、金文、简牍帛书、敦煌文书、历代碑刻、 墓志、陶文、封泥等等。它们对于历史研究的重要作用自不待言，但尚非考古学贡献的 主要方面。另一种是考古发现的小到一件器物、大到一座城址的各种实物资料。这才是 考古学的最大贡献。凭借这些资料，历史变成了可以直接面对的、可以直观观察的、可 以触摸的、可以对话的对象，而不再是记录在纸上的记忆。这种实物资料一经形成，或 许会遭到后世的损坏，但其历史寓意不会被歪曲。这种资料可以通过各种角度和运用各 种已有的或有待将来发明的分析技术，不断从中榨取新的历史信息，从而不断丰富历史 的内容。从时间上看，自从有了人，就有了人类的物质遗留，因此，考古学一下子把历 史研究延长到整个人类的历史。英国考古学家柴尔德把考古学的这一作用比喻成一架望 远镜，使人们可以看到人类的起点。从广度上看，考古资料反映的历史范畴与文献记录 的历史有很大不同，甚至大幅度超过了后者。从深度上看，考古资料又常常能具体而微 地反映一个完整的景观。对此，柴尔德则比喻为一架显微镜。陈寅恪先生认为，史学的 进步依赖新史料的发现。用此来评价考古学，是再恰当不过了。
        其次，经过数十年发展，考古学已经形成了若干擅长的研究领域。这既是考古学资料 的特点导致的优势，也恰好是考古学局限性所在。概括地说，考古学资料用来研究社会 的经济层面十分有效。如人们的取食方式、生计内容、农业和手工业发展程度、建筑技 术的进步以及一些物品的远地交流或贸易等等。考古资料在用来研究如居住形式、风俗 习惯、埋葬习俗等社会生活情况和营国制度、礼乐制度、等级制度等社会制度以及对社 会分层化、阶级关系等社会政治状况的研究，亦比较有效。而这些方面，往往是以政治 史、战争史为主要内容的文献资料所忽视的。但考古学在进行精神领域的研究时就显得 力不从心了。尽管一些现代考古流派在进行这方面的尝试，但也往往限于社会大众的一 般心智、心理、审美情趣等，除非极特殊的场合，很难了解某个社会成员的个人心理。 至于文学、语言等，就一筹莫展了，非依靠文献不可。又由于绝大多数考古资料是过去 社会最为常见的物品，而非特殊物品，于是一些特殊的历史事件便被淹没在大量的一般 性现象之中了。例如考古学家可以通过大量的材料推断出新石器时代晚期良渚文化社会 的首领对大众实施着强有力的控制，却很难知道他是否为了谋取首领职位而发动过流血 政变。最后，因为考古资料占有最大的时间深度和空间广度，使得考古学家可以据此作 出历史某一方面的宏观趋势性的判断，例如三代用鼎制度的变化、丧葬制度的变化等等 ，前述有关中国文化的多元一体化演进、以中原为中心的历史趋势等认识，则是更宏观 地观察历史的好例。
        由于考古学的这些特长同时也是局限，决定了在历史研究中，考古学与文献史学的基 本关系是互补关系。为此，张光直先生于近年提出将考古学和历史学进行整合，建设新 史学的倡议。我们看到，考古学与文献史学的隔膜主要是早期研究中的技术原因所造成 的。随着考古学基本完成了物质文化史架构的重建，进入历史研究的新阶段，她的研究 方法和研究技术越来越开放，研究课题（至少在相当的方面）和文献史学越来越趋同，她 所用来表述的工具语汇和发布成果的语汇越来越通俗化、大众化，她和文献史学就越来 越乐于接受对方。因此，未来考古学将在与文献史学不断加深的整合中得到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