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社区考古学实践原则
    虽然社区考古学是极具实践性的领域，但是目前也没有社区考古学工作步骤的固定模式，事实上，因为考古学的地域特征非常显著，所以很难总结出具有普世价值的工作规程。不过，目前全球的社区考古学已经积累了不少成功案例，足以作为参考。其中，英国南安普顿大学在埃及库塞尔的社区考古学项目总结了社区考古学的七种策略。
    库塞尔港口在埃及历史上被称为Myos Hormos，20世纪90年代初期被确认为公元前3世纪的重要港口，是托勒密时代和罗马时代通过红海与东方地区交换奢侈品的主要港口之一，一直沿用到公元3世纪。在漫长的沉寂之后，库赛尔于13世纪成为朝圣路径上的中转站，因与印度和阿拉伯的主要贸易港口而重新繁盛起来，直到16世纪早期彻底荒废。目前，库赛尔是埃及红海沿岸的主要潜水区。
    南安普顿大学在库塞尔的社区考古学项目是更大规模的库赛尔考古学综合研究项目的组成部分之一。库赛尔考古发掘起始于1999年，目前仍在进行之中[9]。英国在埃及的考古调查和发掘起始于19世纪晚期的埃及探险协会（Egyptian Expedition Society），虽然在埃及考古学自盗掘向科学考古的转型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但无疑属于典型的殖民主义考古学。过去的埃及考古学活动基本与本土居民无关，因此，如同在北美考古学所见到的一样，库塞尔的公共考古学项目是重新赋予土著居民以文化关联性的努力。但是，埃及考古学中的社区考古学又有其特色，即埃及的现代居民和历史居民并不具有血缘关联，库塞尔发掘的对象与现代埃及居民仅仅共享地域价值。因此，库赛尔项目成为基于地缘关系的后殖民主义考古学类型的社区考古学的样本。
    库赛尔项目以为社区考古学提供基本方法论为目标，提出了七种主要策略，试图覆盖社区考古学的所有主要侧面，包括沟通与合作、就业与培训、公共展示、访问和口述史、教育资源、多媒体档案和由社区主导的商业开发。如果加以总结归纳，我们即可发现，社区考古学就是以权力让渡为核心，主要涉及发掘权、阐释权、教育权和商业开发权。
    发掘权是社区考古学的基础。本地社区不仅仅是考古调查和发掘授权机构，而且应该成为考古学活动的主导力量，社区考古学不仅倡导在发掘设计阶段就要充分考虑本地社区的意见，而且应该培训本地社区在文化遗产保护上的可持续性发展力量。库赛尔项目中的“沟通与合作”、“就业与培训”与“访问和口述史”即涉及这个方面。传统考古学项目常常以职业考古学家的设计起始，本地社群仅在一定的阶段才被引入进来。但是正如戴瑞所指出的：“如果本地社区不参与问题的形成过程，那么他们对答案也会兴趣寡然”[10]。基于这个认识，库赛尔项目强化与当地遗产保护协会的合作，学习用日常生活语言写作报告，并且在展示的过程中，职业考古学者至少不再单方面决定展览的内容和方式。库赛尔发掘者也将对当地居民的访问视为田野考古学的必要准备阶段，事实上库赛尔的一个中世纪码头就是通过口述史访问勘定的。如果将考古发掘视为可持续发展的本地文化建设过程中的一个环节的话，公共考古学项目就需要考虑为当地社区提供就业和培训的机会。库赛尔项目着力做了两个方面的工作：一方面是为当地社区提供考古学、遗产保护和博物馆陈列方面的普及知识；而另一方面则通过提供获取正规学位教育的机会，使库赛尔社区也有自身的职业考古工作人员，即使在库赛尔项目结束之后，当地的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也不至于中止。
    阐释权和教育权的让渡可以确保考古发现最大程度地服务于本地社区。在库赛尔项目的“公开展示”中，职业学者不再将自我定位为“知识传播者”，而是帮助当地社区更好地理解自身文化遗产的“辅助者”，因此，他们在展示作为罗马殖民点的库赛尔港口的遗物时，需要充分考虑当地社区对于19世纪以来的殖民主义的观念。而“访问与口述史”环节也能帮助职业学者判断怎样才能更好地陈列发掘收获，更好地回答本地社区关心的历史问题。在“教育资源”上，库赛尔项目认为考古发掘应该服务于公共教育和学校教育，因此，在发掘过程中多次设计了面向当地中小学生的考古现场参观和临时展览。基于库赛尔发掘报告，发掘者还和当地教育中心联合编辑用于乡土教育的童书，发掘过程中专门为教育目的而保留的音像资料最终汇编成为社区居民皆可接触的“多媒体档案库”。
    在商业开发权上，社区考古学主张在坚持不滥用文化遗产的原则基础之上，将商业开放的主导权完全归还给本地社区。库赛尔港口的特殊之处在于它直到罗马时代才形成，因此基本与法老时代的埃及无关。但是，在库赛尔项目之前，当地旅游市场仍不得不兜售法老胸像和金字塔的复制品等与本地历史无关的纪念品，而在考古发掘之后，职业考古学家帮助设计了体现罗马时代港口城市特征的视觉形象，但是，其开发权完全归属于本地社区。
    由库赛尔公共考古学个案可见，无论在广度上还是深度上，社区考古学都是传统考古学的拓展。它将发掘前的准备过程以及发掘后的展示、教育和利用过程都纳入到考古学的范畴，使考古学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公共教育机制。在自调查到发掘的传统考古学范畴内，公共考古学也不应该被看成是与职业考古学平行发展的另一条线索，而是通过双向交流、多元视角的融入，实现了传统的考古学作业的深化。
    三 文化遗产保护中的社区考古学：重新定义新博物馆运动
    20世纪70年代初期，深受殖民地独立运动、土著文化价值的重新发现和“六八学潮”的影响，同时也基于对传统博物馆与社会隔阂的不满，巴黎的博物馆学者发动了新博物馆运动[11]。这场运动通过将博物馆重新定义为公共机制的一部分，厘定“生态博物馆”和“整体博物馆”等术语改变了博物馆的运作方式，在更深层次上改变了文化遗产策略。基于在法国南部出现的最早的成功范例，这场博物馆运动也被冠以生态博物馆运动之名。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生态博物馆运动波及中国，最初见诸贵州、广西和云南，目前几乎遍布各地。与数量剧增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的生态博物馆普遍面临发展瓶颈。以最早创办、研究资料最为丰富的贵州六枝梭嘎生态博物馆为例，可以清晰地显示中国的新博物馆运动的阻遏实际来自于对生态博物馆概念的误解和误用[12]。从表象上看，中国生态博物馆所面临的最主要问题是文化保护和经济发展的矛盾。从梭嘎生态博物馆实践总结出来的“六枝原则”就出自解决这一冲突的初衷，但是，实践证明：这组矛盾是人为地将文化和经济捆绑在一起造成的，即将以保护文化遗产为主要诉求的生态博物馆当成促进经济开发的手段。“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主张最终都以损害文化谋求经济利益。虽然生态博物馆运动的挫折并不仅见于中国，但是我们有必要重新明辨若干概念，而社区考古学观念将有助于这一过程。
    首先，生态博物馆运动仅仅是新博物馆运动的名称之一，与之竞争的其它术语显示，新博物馆运动和社区考古学是相辅相成、理念相通的。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中国的研究文献基本采用“生态博物馆”一词，这个术语来自法国于20世纪70年代初期建立的克鲁索生态博物馆（Le Creusot Montceau），虽然这一术语广为采纳，但是在其它地方，新博物馆运动可能以其它名义出现，如拉美一带被称为整体博物馆或者文化公园，在美国就可能被称为邻里博物馆，在欧洲可能称为社区博物馆和户外博物馆等。新博物馆运动的内核是采取自下而上的视角，揭示出传统的高高在上的、作为精英意识的表现的传统博物馆的不足，而将博物馆视为表达底层、土著、非主流族裔和人群的声音的公共机制，这与社区考古学的诉求同出一辙。从诸多定名上看，新博物馆运动和社区考古学甚至构成了同一过程的不同描述方式。两个概念的对照，可能能揭示出两者在不同社会的运用过程中，各种先入为主的观念如何扭曲了词汇的表达。
    将生态博物馆还原到新博物馆运动，并和社区考古学联系在一起，有助于反思生态博物馆的“生态”观念。对过去十余年中国的生态博物馆实践的观察揭示，中国博物馆在理解生态上出现了偏差，将生态取向狭隘地理解为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关系，因此将生态博物馆实践锁定在尚未受到城市化进程显著影响，带有明显的前工业时代经济和文化残留，相对偏僻，自然环境保持相对较好的地区。这些地区的居民大多为少数民族族群。固然既往成功的生态博物馆项目不少是建立在少数族裔，历史上曾经被忽视的族群之中，但是，生态博物馆并不是必然和环境保护主义倾向联系在一起。生态博物馆也不是少数民族或者边远地区的专利，不仅在主体民族中存在，某些工业时代遗迹也可以成为建立生态博物馆的基础。因此，在中国，汉族的主要民系之一客家可以按照生态博物馆思路建立生态博物馆，曾经生活在东南、华南乃至东南亚海岸和河流入海口的疍家也可以建立生态博物馆，甚至今天见诸中心都会城市的城中村也可建成作为工业时代记忆的生态博物馆[13]。如果生态不指自然生态，那么其真实含义是什么？根据生态博物馆的运作，以及戴瓦兰对新博物馆运动兴起的阐释，生态更可能指社会生态，即对之前被忽视、被歪曲、被贬抑的族群的重新正名，同时提倡社会文化的多元表达。而社会生态就是通过本土居民表达对自身文化的关注，并且得到认可表现出来的。
    社区考古学视角帮助新博物馆运动更准确和清晰地确定了其主体观念和特征。因此，在新博物馆运动中，最重要的问题同样是权力让渡问题或者权力回归问题，即将决定本地社区记忆的问题的权力归还给本地社区，无论是政府还是学者都不能理所当然地充当代言人；其次，从社区考古学的角度理解，新博物馆运动仅仅是关于文化遗产保护的设计和策略，文化自觉意识是生态博物馆能够健康地维持下去的关键要素。因此，文化保护并不必然和经济发展关联在一起，困扰中国生态博物馆发展的问题实际上是并不存在的伪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