泡沫经济以“广场协议”签署后的日元升值为转折点。为援助苦于海外资金的流入与日元升值的出口产业，日本政府开始实施宽松的金融政策。自20世纪80年代后期起，日本国内投机热潮涌动，大量的资金涌入股票与房地产市场。1989年末，日经平均股价创下最高纪录38915日元。仅仅五年期间，股指暴涨了两倍。与此同时，日本大都市地价也飙升了两倍。问题在于，这种远离实体经济支撑的上升趋势背后隐藏着巨大的危机。以1990年日本采取抑制景气政策为分水岭，日本的股价与地价纷纷暴跌，支撑整个日本经济发展的金融体制出现危机。以土地作抵押的巨额贷款，伴随地价下跌而变为不良债权。而银行则因拥有大量的不良债权而陷入经营危机。面临困境的各大银行开始控制融资，这又引发了以中小企业为主的连锁性企业倒闭，其影响波及整个社会。日本经济进入长期低迷状态，这就是所谓的“失去的十年”。此后，日本经济一直处于调整和迟滞状态，发展非常缓慢，而结构改革、行政改革、规制缓和等成了报纸和杂志经济版的常见词语。今天，尽管各大银行的不良债权处理已近完成，日本经济开始向新经济体制转换，但时移世迁，日本经济已经很难重新找回80年代的繁荣。
    平成时代日本经济面临的根本问题，是面对全球化时代的全方位经济竞争，日本如何从原来的“出口加工”的旧“型”中走出来，依靠其所拥有的资本、技术和管理优势找到新的发展道路。从多种角度看，这都是一条充满未知和艰难的道路。现在执政的安倍内阁打出“安倍经济学”的旗帜。日元贬值、增税等，对缓解日本经济的迟滞发展有一定效果，但他在经济领域的作为是否真的长期有效，还有待时间的考量。
    4.平成日本的文化转换
    从文化领域看，平成日本也显示出转换期特征，拥有非常鲜明的时代特点。如果从大的方向上用一句话概括之，可以说是由“1955年体制”的“左”与“右”的对立，转化为民主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对立。日语中有一个词叫“空気読め”(Kuuki Yome，“感受氛围”)。社会氛围一如空气，看不见但无所不在。言及日本社会整体气氛的变化，让笔者回忆起2005年加藤周一在清华大学讲过的一段话：“我的观点多年来并没有变化。50年代我这么讲，今天也还在这么讲。但是50年代在日本听我讲话的说我是右派，今天在日本听我讲话的人说我是左派。我没有变，但是社会变了。”进入平成时代后，日本社会左翼学者阵营急剧缩小，相对消沉，而变革时代引发社会思想动荡，民众要求社会变革的压力转化为对于权威政治的需求。日本民众强烈期待有强人政治家登场改变社会，这种社会气氛正是日本新民族主义滋生的重要土壤。
    民族主义在冷战格局下一度退居次要地位。但随着冷战结束、两极结构瓦解，在新旧格局发生剧烈转变时期，世界范围内的国家意识、民族意识、国民自我认同都面临剧烈的改变。民族主义情绪在全世界都得到了释放空间。东亚地区也处于民族主义思想活跃期。平成时代的日本，民族主义开始进入前所未有的上升期。这一变化与历史问题和领土争端相联系，在东亚，日本和中国、韩国等东亚诸国之间构成复杂的联动关系，最终导致东亚地区的国际关系发生连续的剧烈变动。
    综上所述，和昭和后期相比较，平成时代的日本，在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发生了一系列根本性的变化，这些变化实际上都是沿着历史发展的内在逻辑展开的。使用文化论的话语概括之，就是曾经让日本成功完成经济起飞的“1955年体制”的“型”，在诸多压力下不断被打破。我们说“压力”与“破型”是理解这一时代的关键词，根据就在于此。
    既然因为时代的变化，平成日本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都显示出了与前一历史时期明显不同的特征，那么我们今天的当代日本历史研究，理当从平成时代社会实际出发，用新的问题意识思考，并对当代日本社会做出研究和判断。
    三、“平成日本学”的基本问题
    我们在这篇文章里提出了一个新的学术概念“平成日本学”。平成时代日本社会的发展变化，是“平成日本学”研究的基本问题。“平成日本学”把1989年至今整个平成时期的日本社会作为相对独立的研究对象，利用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各种研究方法在这一新的学术平台与视点上展开研究，从而逐步构筑起对于日本当代政治、经济、文化等进行多角度、多层面综合分析的新框架，以期探讨进入平成时代后的日本社会内部结构所发生的新变化，分析平成日本所拥有的新的社会特征，实现日本当代史研究最大程度切近观察当代日本社会变化、推导其未来发展趋势的学术目标。
    平成日本社会的发展，具有很多与此前不同的整体性特征。以社会运动为例，以1989年总评解体为起点，日本的社会运动在规模、目标、组织方式、运作方式等方面都发生了一系列变化。战后社会运动中经常出现的关乎社会性质与结构的政治性诉求被淡化。取而代之的新的运动目标通常是非常具体的，多属于生活层面的。具体的实际的问题多，形而上的意识形态类型的宏观问题少。涉及部分人利益的多，涉及社会整体利益的少。与此相对应，社会运动的组织规模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像总评、日教组这样的全国性大组织，有的已经解体不复存在，有的尽管依旧存在，但已经失去了原有的活力，风光远不及当年，影响力大不如前。与此成为鲜明对比的，是扎根市民阶层中的基层民间组织主导的市民运动此起彼伏，风起云涌，别具气象。
    平成时代日本市民运动的蓬勃发展，自有其深厚的基础。战后70年的民主体制基本保证了普通市民参与政治与社会事务的权利。经济方面，在一个急速发展的国家开始走进延缓甚至停滞发展的历史时期，社会资源的分配从有和无的层面，转变为多和少。在社会整体达到相对富裕后，日本正经历一个多方面沉淀和发酵的过程。不同社会立场的人群都有自己的利益诉求。而城市人口绝对性增加提供的人力资源、文化教育的发展与国际知识的普及以及大众媒介的飞速发展、信息化时代的到来产生的极大影响等，都构成了平成日本社会市民运动发展的推动性因素。面对市民运动的蓬勃发展，日本政府也认识到了这是社会进步的正面力量，并积极在政府层面整备了相关法律制度。在日本市民运动历史上，1995年阪神大地震是一个重要契机。活跃于灾区救助活动各个领域的非政府组织和志愿者们出色的表现，直接推动了日本政府在1998年公布施行《特定非营利活动促进法》(NPO法)。此后日本的NPO组织发展迅速。大量的NPO组织以不同诉求为目标一直活跃于日本各个领域，不断推动着日本社会的进步。而为数众多的非政府组织(NGO)则活跃于国际社会，为日本树立良好的国际形象、提升国际影响力做出了重大贡献。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