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东亚区域史研究的视点问题 从长远的历史发展看,中国、日本和朝鲜半岛的文化发展,无论在古代还是现代都存在着密不可分、相互交错的影响关系。这是一个以农耕、汉字、佛教与儒教思想为基本文化基础的古代东亚文明共同体。近代以后,西学东渐,面对帝国主义势力的压迫,东亚诸国相继接受了西方文化与文明的冲击,并先后完成了各自的文化转型。中国、日本和朝鲜半岛共同拥有的古代东亚文化基础,在这一转型过程中实际上一直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日本是第一个完成现代化转型的东亚国家,也是第一个进入后现代社会的东亚国家。日本资本主义的成功经验,一如森岛通夫指出的,日本的公司不是通过劳动力之间的竞争,而是通过雇员的相互合作、援助和鼓励而保持了极高的生产效率,忠诚与和谐是最核心的企业精神文化,是与欧美完全异质的集团式的资本主义。本来就与强调个人主义的欧美资本主义精神有所不同的日本,在新的时代又开始面对后现代社会这一新的敌人。权力分散化、个人的非集团化和非政治化,后现代社会的非中心主义,对进入后现代的日本社会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和普通的欧美国家不同的现代化历程,使面对后现代社会诸多变化的日本,承受着一份特别压力。可以说,在社会运动、社会思想层面,平成日本所面临的核心问题之一,是面对“散”而求“聚”,如何和明治时期通过“富国强兵”走进帝国主义行列、昭和时期通过“GDP”至上实现“赶超欧美”一样,重新找到一个能够凝聚整个日本民心的思想,是很多日本政治家最为关注的问题。 从“平成日本学”的研究角度看,右翼政治家代表人物石原慎太郎是日本民族主义头号代表人物,是最应当认真加以研究的日本政治家。从1989年和盛田昭夫合著《日本可以说“不”》到2014年宣布从政坛隐退,他的政治思想和政治活动几乎贯穿了整个平成时代,并对于平成日本社会乃至整个东亚社会的发展变化,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日本进入后现代时期的诸多社会变化,在石原慎太郎看来,就是日本人的堕落。2011年3月11日大地震刚过,3月14日晚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就表示,地震是对日本的天谴。尽管受灾民众很可怜。私欲已成为日本人的身份标志。今天的日本什么都没有,有的只是私欲,物欲,金钱欲,性欲。日本政治本身就充满私欲,只顾迎合大众口味。日本人有必要利用此次海啸,将长年积累的私欲污垢冲洗干净。日本应该以此为契机进行深刻反省。2011年日本新潮社出版了石原的《新堕落论》,本质上就是“天谴论”的进一步展开。石原自称这本书是抱着“写遗书”的心境完成的。在“堕落论”前加上一个“新”字,是因为这本新书的名字源自日本另一位作家坂口安吾。立身日本战败后的焦土上,坂口安吾深刻体会到日本社会正在发生一个非常重大的变化,那就是战时统治日本的精神秩序之结束。坂口安吾在《堕落论》中写道:“半年之内,世事沧桑。自许天皇坚强盾牌的我等,只要是为了天皇,慷慨赴死绝不反顾的我等。年轻人们如樱花般散去了,活下来的活跃在黑市交易中,尽管耻图百年之命、卫君一朝赴死的誓言音犹在耳。以毅然决然之心送走男人的女人们,经过半年岁月的淘洗,如今在夫君牌位前的礼拜已经变得只是一种程序,她们心中开始浮现新面孔的日子决不会太远。不是人变了。人原来就是如此。变化的不过是世相的表层。”(12)很多人在战后感慨日本已经堕落下去,安吾却在这份“堕落”中看到了新的期望,和战时消灭掉了所有个人声音的日本比,和高喊“奢侈就是敌人”、把所有的物质都推向战场的时代比,为生活在黑市中徘徊、跟随自己欲望改嫁的战后寡妇们身上生长出的变化是健康的。而在石原看来,只有孝敬父母、友于兄弟、夫妇和顺,一旦发生大事才可能义勇奉公为国献身。石原在这本书里为改革日本推出药方--“节约、忍耐、禁欲、自我努力”,做到这一切日本才会不再堕落。(13)为了做到这一点,石原主张要为社会立规矩,要把让年轻人在集体中参加劳动“制度化”。可以说,当年安吾反对的,就是石原赞成的。这正如站在反战思想基础上的安吾,对于原子弹坚决说不,但是石原却主张为了在外交上握有底牌,日本完全应当拥有核武。有了核武并非一定要使用,却可依靠它,扩大日本的影响力。石原慎太郎足以称为地震后批判日本社会的代表性的一极。他的这些思想,和他通过鼓动购买钓鱼岛激化日本与中国的矛盾,力求以此刺激日本人的民族主义情绪,以期求得日本民众思想统一的做法如出一辙,都是面“散”而求“聚”。 在《新堕落论》中,石原慎太郎开出的“孝敬父母、友于兄弟、夫妇和顺”和“节约、忍耐、禁欲、自我努力”这些药方,并不是日本社会所独有的。前引中曾根康弘著书中为日本人开出的“大加弘扬可以强化日本人对家庭、地域、公司、集团、共同体的归属感”的药方,内容也包括了“儒教、朱子学讲的仁义礼智信或者日本的耻、武士道等日本自己的规矩”。他们这些主张中很多思想因素都源于古代东亚文明共同体共同的思想库,是为东亚地区长期共同拥有的思想资源。研究平成时代日本社会应对后现代文化过程,特别是东亚文化传统在其中所发生的影响,对我们非常有借鉴意义。我们知道,民族主义是现代民族国家思想动员的利器,但民族主义从来都是双刃剑。当代的东亚地区,民族主义思想何以如此空前活跃?对于中日韩三国民族主义的作用该如何分析?在可以预见的将来,韩国、中国以及东亚其他国家和地区都将面对后现代社会的文化冲击。我们是否也只能通过民族主义对抗这一冲击?对于这种应对方式中的正面与负面作用该如何认识?这一切注定是“平成日本学”研究的重要课题。 (三)深入当代日本社会内部观察的视点 平成日本研究的目标在于更准确认识和把握日本当代社会。它要求我们发挥近镜头的强势,沿着日本社会发展的内部纹理,对于当代日本社会做出分层、分类的详细研究,努力反映出日本当代社会各方面的实际变化。 发生在日本社会的变化是非常巨大的。这首先表现在中央与地方的复杂权力关系上。和东亚传统的中央集权体制不同,地方分权是平成日本社会的重要特征。在今天的日本,像东京都和大阪府这样巨大的城市,其知事都拥有非常巨大的政治影响力。不同的地区、不同的自治体也会为自身利益而提出自己的政治诉求。典型的如冲绳县的美军基地问题、东北受灾地区的利益保护问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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