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17）。从二十世纪拉美历史发展的客观过程看，只有1910-1917年墨西哥革命才配称资产阶级时代的“火车头”，也才可以称作拉美当代史的开端。因为这场革命不仅是对始于十九世纪初的两个沉沦过程的否定，而且它改变了拉美历史的方向。
    首先，这场革命初步解决了政权问题。在革命中，以马德罗、卡兰萨为首的墨西哥资产阶级，利用萨帕塔、比利亚农民军和“赤卫大队”等工人武装，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总代表迪亚斯反动政权，建立了以资产阶级为主体的资本家-地主联合专政。这个新统治集团既包括革命年代以及革命后发展壮大的工商业资产阶级和新式“朗楚主”阶级，也还有刚刚获得土地的军官以及适应新秩序的旧地主寡头。尽管“北方王朝”（1917-1934年）曾与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妥协，但它却推行了一系列维护新秩序的政策，巩固了资产阶级专政。可见，1910-1917年革命结束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一统天下的政治局面，使资产阶级成为墨西哥政治舞台上的主角。
    墨西哥资产阶级革命之所以成功，不仅是社会内部矛盾运动的结果，而且与第一次世界大战造成的有利外部条件不无关系。当时，帝国主义忙于战争，无暇顾及拉美半殖民地燃起的革命烈火，放松了对拉美的控制，因而不单墨西哥资产阶级壮大起来，拉美其他国家（特别是南美ABC 三大国）的民族资本也进一步获得了发展。资产阶级在阿根廷于1916年通过伊里戈延，在智利于1920年通过亚历山德里分别取得政权。巴西资产阶级从1919年部分掌权到1930年完全掌权，也左右了该国政治舞台。墨西哥和南美ABC三国领土约占整个拉美面积的70％， 拉美三分之二以上的地区已为资产阶级政权所控制。此外，在乌拉圭，何塞·巴特列-奥多涅斯早于1903年上台执政，并进行了一系列资产阶级改革。在其他一些拉美国家，资产阶级即使没有掌权，也已登上政治舞台，成为反帝反封建斗争的领导力量。上述历史进程说明，墨西哥革命是拉美国家资产阶级专政代替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控制的考迪罗政权的开端。
    其次，这场革命建立的资产阶级政权反作用于经济基础，导致拉美国家生产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这些政权采取一系列巩固发展本国资本主义经济的措施，使拉美国家的工商业资本成长壮大起来。在墨西哥，工业企业从1910年的一百四十六家增加到1945年的三万一千一百九十五家。在阿根廷，工业企业从1920年的一万四千二百家增至1939年的五万四千家。在巴西，工业企业和工人总数1920年分别为一万三千家，二十七万六千人；1940年已增至七万家，一百四十万人（18）。在其他拉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同样得到了发展。拉美国内生产总值1929年达一百九十亿美元，1945年增至三百亿美元（19），从根本上加强了拉美资本主义的实力。
    国家资本主义的建立和发展，是拉美资产阶级利用国家政权发展资本主义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在墨西哥，政府于1925年根据1917年宪法建立了第一个中央银行--墨西哥银行，到1932年它已控制全部私人银行；卡德纳斯执政时期，又实现了铁路、石油的完全国有化。在巴西，瓦加斯政府于1936年把国内最大的英资企业洛伊德海运公司收归国有。在玻利维亚，政府于1936年把新泽西美孚石油公司的企业收归国有，成立了玻利维亚国家石油矿藏公司。在委内瑞拉，政府为维护国家主权在1942年颁布了新石油法，其“利润对半分成原则”为亚非拉产油国大幅度提高石油税率开创了先例。至于其他拉美国家，或者通过国有化，或者通过国家投资，也先后建立起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其结果是：一方面，拉美国家资产阶级政府不同程度地控制了本国经济命脉，开始掌握本国的命运，这无疑是对半殖民地状况的否定；另一方面，国家资本主义与城乡私人资本主义结合在一起，逐步取得对于农村封建经济的相对优势地位，这又是半封建社会的否定因素。
    拉美农村封建土地制度的日益解体，以及农村资本主义的逐步发展，是生产关系的另一个重大变化。在墨西哥，主要依靠农民夺取政权的资产阶级，特别是卡德纳斯政府，领导农民进行了土地改革。到1940年，全国已建立一万五千个村社，占农业人口41％的村社成员拥有全国耕地的47.4％（20）；原封建大庄园剥削制度的核心债役制已被废除，大庄园本身则被改造为资本主义的中型农场。卡德纳斯总统卸任时，占有耕地二百公顷以上的土改对象仅占全国耕地的17％（21），封建大庄园的优势已被完全打破。在南美其他国家，虽未经过这样比较彻底的大规模土地改革，但是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它们的农业经济也开始逐步资本主义化。拉美国家资产阶级掌握政权以后，都采取了鼓励城乡资本主义发展的政策。首先发展起来的工业资本主义，刺激了农业资本主义的发展；国家资本主义一经建立也将其触角伸向农村；在1929-1933年空前规模的世界经济危机时期，早已商品北的拉美农业严重萎缩，不仅大批农民流入城市，甚至许多庄园主也转而经营工商业。结果，束缚农民于大地产上的封建土地关系受到严重破坏，继续经营农业的土地所有者为了竞争而不得不放弃超经济剥削方式，开始使用农业雇佣工人。例如智利，1929年有佃农二十五万六千户，占农业人口的66％；到1955年已减至八万二千户，仅占12％（22）。农村封建制度的崩溃，意味着半封建社会经济基础的瓦解。
    再次，在这场革命后，随着拉美社会经济基础和政治法律制度的变化，人们的意识形态也逐步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其中起主导作用的政治思潮，就是植根于墨西哥革命的资产阶级民粹主义。这种思潮不仅仅反映了墨西哥的要求，而且在更大程度上反映了当时整个拉美的要求。它作为民族资产阶级反帝反封建斗争的思想武器，武装了当代拉美的资产阶级革命者。
    拉美民粹主义的代表人物是秘鲁人民党的创始人阿亚·德拉托雷。1922年，他因反对莱吉亚独裁统治而被驱逐出境；次年流亡到墨西哥；1924年在那里建立了美洲人民革命联盟（APRA），“其目标是把墨西哥革命的原则传遍拉丁美洲”（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