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关于中日甲午战争与俄国的关系，先后发表了米庆余同志的《沙俄在甲午战争中充当了什么角色》（以下简称米文）、王少普同志的《沙俄与中日甲午战争》（以下简称王文）①。这两篇文章有一个共同之处，即都认为沙俄在一定时期支持日本侵略朝鲜和中国。米文说：“沙皇俄国把日本作为工具，暗中赞助日本对华发动侵略战争”。王文说：“从十九世纪八十--九十年代起，直到日本侵略军在东北辽东半岛登陆，沙俄对日本向朝鲜扩张和出兵持“表示支持”和“纵容态度”。战争爆发后，俄国采取了“坐山观虎斗”的“不干涉政策”。这些论点从日、俄关系的一个方面来说，无疑是正确的。但还有日、俄为争夺朝鲜和中国称霸远东而矛盾的一面，并且是主要的似乎也是不能忽视的，否则很难说明为什么一贯“支持”、“纵容”日本对华侵略的沙俄，在《马关条约》签订时，发动了三国干涉“还辽”。本文想就这方面问题以及沙俄乘机夺取中国领土等问题略加论述。
    一
    在亚洲后起的日本军国主义者和老牌的扩张主义者沙俄为向朝鲜和中国东北扩张和侵略都是蓄谋已久的。俄国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就确定了再次向远东扩张的政策，以便称霸远东。一八九一年开始修筑的西伯利亚大铁路，既是这种政策的产物，又是执行它远东政策的工具。这是人所共知的事实。特别是到一八九五年初，这条铁路已经修到外贝加尔湖，正在策划通过我国东北北部直达海参崴。进而在亚洲的朝鲜沿海和中国东北夺取不冻港和侵吞中国边疆领土更是沙俄远东政策的既定目标。日本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发动了侵略朝鲜和中国的战争。
    日本为向大陆扩张，也是从八十年代就制定了侵略朝鲜和中国的战争计划，普加紧扩充陆、海军的建设。沙俄修筑西伯利亚铁路的计划在远东引起的反响是强烈的，特别是一心想向大陆扩张的日本军国主义者尤为敏感。一八八九年十二月山县有朋内阁成立，在日本外交政策上采用强权政治的“划时代人物”--榎本武扬担任文相。当他得知俄国已经计划铺设西伯利亚铁路的消息后，就预测到整个亚洲政局将开始出现划时代的变化。他从英国对日本修改不平等条约的要求表示了原则上同意的事实中，认为这与其说是由于日本外相青木的手腕，不如说是铺设西伯利亚铁路计划所造成的“亚洲全局近况”，使英国有所“深省”的结果②。青木周藏外相也意识到俄国修筑西伯利亚铁路的计划，其效果等于俄国在西伯利亚地区实际增加了强大兵力，並预计俄国不久将占领朝鲜各港口，因而日英两国对俄国的动向具有共同的利害③。一八九○年三月，日本山县首相说得更加明确，指出“西伯利亚铁路竣工之日，即俄国对朝鲜开始侵略之时”，亦即亚洲“掀起轩然大波之日”。因此，山县为了对付这种局面，並能和其他列强争夺朝鲜，强调必须把“充实兵备”作为“最大的紧急任务”④。山县首相为了给“扩充军备”制造根据，又提出了一个所谓必须保护日本“利益线”的扩张主义理论。他强调在当时，“仅仅防守主权线已不足以维护国家之独立”，必须进而保卫“利益线”，否则就“不可望成为完全独立之国家”。他指出，日本“利益线的焦点”是朝鲜。为此，当务之急是扩军备战⑤。
    在山县有朋的上述叫嚣下，日本外相青木提出了题为《东亚列国之权衡》的外交意见书。他强调俄国远东政策带来的朝鲜危机。极力主张日中两国结盟把俄国赶出西伯利亚，並把朝鲜、中国东北以及勒拿河以东的西伯利亚并入日本的必要性⑥。他还将这个意见书交给了日本参谋本部次长川上操六和陆军次官桂太郎。青木的这个意见虽然未取得全部内阁成员的同意，但确实可以反映出日本军国主义者，此时已把朝鲜和中国东北视为必争之地了。
    一八九一年三月，俄国皇帝正式宣布西伯利亚铁路开工，日本的舆论受到极大震动。著名的政论家大石正已把西伯利亚铁路看作是“席卷日清韩、逐英国于太平洋之外，以囊括亚洲之武器”，並预测铁路完工之日，“不动一兵，不派一舰，即可把朝鲜划入该国版图之中”。他进而警告，日本的“国家之寿命”将随着西伯利亚铁路的延长而缩短⑦。同年五月，日本出现了对外扩张的东帮协会和东洋俱乐部。后者的领导人公开叫嚣应“由日本掌握东洋之霸权而立于统帅之地位”，即打倒清朝和朝鲜而称霸东洋。
    一八九二年八月，第二次伊藤内阁成立。伊藤首相说服自由党，公布了建造十万吨军舰的方针，不久，又宣布了“制定扩充海军的大方针”。日本的明治天皇在一八九三年二月十日下达敕谕称：“国防一事，苟拖延一日，将遗恨百年”，再次决定六年间从内帑中每年拨发三十万日元。同时从文武官员薪金中抽出百分之十缴纳国库，用以补充造舰费。次年五月，日本天皇批准了总参谋长提出的《战时大本营条例》，表明日本军国主义者不久将对外发动侵略战争。为了对中国发动侵略战争，日本参谋本部次长川上操六除不断派遣所属军官到中国各地收集作战资料外，而且他本人亲自用三个月的时间（从四月到七月）到中国和朝鲜进行调查。他的调查反映在山县有朋在十月提出的《军备意见书》中。山县提出“自今十年之后，西伯利亚全线通车之日”，清帝国的中心地区也将不能幸免于列强之瓜分；而清帝国由于兵制衰落和军队士气的低落，对瓜分将无力抵抗。他强调日本的敌手将为“英法俄等国”，为此，日本“应作好准备，一有可乘之机，即应主动采取行动，收取利益”。这就说明日本军国主义者已作好发动侵华战争的准备，只待“可乘之机”了。
    上述事实说明，日本发动侵略中国和朝鲜的甲午战争，固有其国内的种种原因，但是俄国的远东政策，特别是这一政策的产物--西伯利亚铁路的修筑，也是日本军国主义者急于发动甲午战争的外在原因之一。当时的俄国外交大臣洛巴诺夫就宣称：“日本发动的战争与其说是针对中国，不如说是针对俄国的”。沙俄的财政大臣俄国远东政策的策划者和积极推行者维特说得更清楚。他说：“日本进行的战争是我们动工建筑西伯利亚的后果。看来，所有欧洲大国，以及日本都意识到，对中国的瓜分在不久的将来定会发生，而一旦发生这种瓜分，西伯利亚铁路将大大增加我们的机缘。日本的敌对行动主要是针对我们的。”⑧洛巴诺夫和维特都说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甲午战争“主要是针对”俄国的，这固然不完全符合实际，但从他们的言论中道出日本发动这次战争和俄国修筑西伯利亚铁路是有关系的，则是事实。
    上述事实说明，早在甲午战前日、俄出于争夺朝鲜和中国是存在利害冲突和矛盾的，即都想称霸远东。只是这种矛盾由于种种原因还没有发展到公开对抗的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