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日本军国主义者预感到俄国修筑西伯利亚铁路对它推行大陆政策的严重障碍，因此它抓住西伯利亚铁路尚未立即威胁它的时机，发动了侵略战争。俄国统治者也明确意识到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有“针对”俄国远东政策的一面。那么俄国何以在日本发动战争之前及战争时期（一八九五年初），对日本采取“支持”和“纵容”以及“不干涉政策”呢？前述米文和王文都作了一些论述，但我认为这主要取决于帝国主义在远东的形势以及当时俄国在远东所处的地位。
    甲午战前帝国主义在远东的争夺主要是在英俄之间。但英国在远东的势力无疑是占优势的。俄国急于修筑西伯利亚铁路，也是想排挤英国在远东的势力，甚至幻想取而代之。俄土战争结束之后，俄国侵略矛头由中东转向远东。一八九○年七月，俄国获悉中国派遣了英国工程师去东北南部和东部珲春进行勘查，立即讨论了修筑乌苏里铁路问题。沙皇亚历山大三世表示有必要“快些动工修筑这条（乌苏里）铁路”。外交大臣吉尔斯随之声称，“俄国对华关系的状况促使外交部认为，修筑西伯利亚铁路的问题对俄国具有头等的重要性”⑨。后经陆军大臣提议，只修筑乌苏里一段铁路已无济于事，于是在一八九一年二月的会议上一至同意了修筑横贯西伯利亚铁路。並在同年三月二十九日向全世界公布了这条消息。五月开始了乌苏里段的奠基工程。不久制定了分段施工的计划，预计到一九○三年全线通车。一八九二年维特由交通大臣调任财政大臣之后，使修筑西伯利亚铁路问题发生迅速和急剧的变化。因为在他看来，横贯西伯利亚铁路不论对俄国的欧洲部分，还是对西伯利亚都具有“经济、文化和政治利益方面的最大好处”；而且有重要的军事价值，它“将保障俄国舰队得到一切必需品”，“将在我们东方港口中为它提供一个坚固的据点”，因此“随着铁路的通车，这支舰队可能大大加强”⑩。维持虽然加快了修路的速度，但到甲午战争时期，贝加尔湖以东的铁路（除乌苏里一段外）並未动工，加之俄国在远东的兵力有限，即实力不足。这就决定了俄国当时在远东不大可能有什么大的作为，不得不执行“谨慎的”的政策（11）。俄国外交部亚洲司司长普尼斯特和维特一致认为只有通过和英国采取一致行动的途径“才有某些可能预防中日冲突带来危害极大的后果，並赢得建成西伯利亚铁路所必须的时间，到那时，我们就能以具有充分物质手段的姿态出现，并将在太平洋事务中占据相应的地位”。这就是说俄国在当时主要想争取建成西伯利亚铁路的时间，同时使日本的侵略势力不至严重威胁俄国既定的势力范围，这是俄国对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由战前的“支持”到“纵容”和战争爆动后的采取“不干涉政策”的重要原因之一。第二，正是由于这种形势，使俄国对在远东占优势地位的英国的态度不能忽视，这就是维特所说的“除了和英国采取一致行动之外，我们别无他法”的原因。但英国为了支持日本阻止俄国势力南下，在战前爆发前夕，即七月十六日和日本签订了新的《通商航海条约》，使日本修改不平等条约获得成功。英国外交大臣金伯利对日本公使说：“这个条约的性质，对于日本来说，比打败清国大军更为有利。”这是英国对日本的最大支持，使日本不再担心开战后有“欧洲大国干涉”了。因此，甲午战争从国际背景上说是在英俄矛盾的形势下，日本军国主义者利用了这种矛盾，取得英、美的支持而发动的。也是沙皇俄国在远东实力不足，不能进行单独干涉原因之一。
    第三，沙皇俄国妄想乘机改变中俄边界，夺取中国领土。一八九五年二月初，俄国参谋总长奥勃鲁切夫直接了当地表示，他“特别反对与英国一起去阻止日本（取得）胜利的任何行动，因为依他的意见，中国愈弱，对俄国愈有利。”（12）当时俄国不仅要改变黑龙江流域的中俄边界，也要在中国西北采取同样行动。当时俄国的资产阶级报刊也发出狂妄的侵占中国领土的叫嚣。一八九五年三月十二日的沙俄喉舌《新时报》叫嚷：沙俄政府必须“采取原来的计划，把西伯利亚铁路的阿穆尔段穿过满洲，这是一条大为缩短、便宜和迅捷的路线，同时，它将阻扰日本在该地区的逾分的要求”（13）。俄国的一个海军“权威”人士，也在该报上竭力主张：俄国“在远东绝对需要一个海军基地”，而且“应占领满洲”（14）。俄国的这种企图甚至直到一八九五年四月，沙俄策划对日本进行干涉时，仍然念念不忘。四月六日俄国外交大臣在给沙皇的奏疏中说：“我们的目的可能是双重的，我们要在太平洋上获得一个不冻港，为便利西伯利亚铁道的修筑起见，我们必须兼并满洲的若干部分。”（15）四月十一日维特主张如果日本不放弃占有辽东半岛，俄国就炮击日本港口，“这样我们就成为中国的救星，中国会尊重我们的效劳，因而会同意用和平方式修改我们的边界”（16）。俄国需要的是“衰弱的中国”，日本打败中国，中国更加衰弱，这就便利俄国乘机掠夺中国的领土。我认为上述三个原因是俄国所以对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由明显的“支持”到采取“不干涉政策”的基本出发点。当然，说俄国“支持”日本或采取“不干涉政策”，并不是说俄国在整个战争中没有采取任何干与行动。特别是当日本的侵略势力达到东北大陆的南部，俄国认为它的利益受到严重威胁时，他就不惜采取联合法、德对日进行以武力为后盾的干涉了。这是人所共知的事实。
    值得注意的是，沙俄对日本的“支持”或“利用”不是消极的，而是有条件的。当它没有力量进行干涉，或者日本的军事占领没有危及它所认为的根本利益时，他采取了上述政策。与此同时它又积极创造条件，主要增强在远东的陆海军实力，准备进行干涉。例如一八九四年八月二十一日，中日双方正式宣战之后，在沙俄政府召开的特别会议的结论中，虽然提出“俄国积极干涉中日战争是不符合我国的利益”的主张，但同时决定必要时要“增兵朝鲜边境”（17）。一八九五年二月一日，即日本军事行动已经达到辽东半岛，沙俄召开的又一次特别会议上，得出如下结论：第一，“增强我国在太平洋的舰队以至使我国在太平洋上的海军力量尽可能较日本为强”；第二，与英法等国达成协议，“如果日本和中国缔结和约时所提出的要求侵犯我国的重要利益，则对日本施以共同压力”（18）。这就是说，如果日本的侵犯俄国的“重要利益”，它就准备进行联合干涉，为此，要增强俄国在太平洋的海军实力。到《马关条约》签订时，俄国战舰已达到十八艘，共约四万吨。
    俄国不仅增强它在远东海军的实力，同时也增加它的陆军力量。一八九五年三月二十四日，美国国务卿向日本驻美公使透露了美国驻俄公使给本国政府的报告内容。报告说：俄国的野心很大，正在……企图占领中国的北部和满洲，並反对日本占领上述地区和把朝鲜作为保护国。报告还说，俄国在中国北部有三万人，而且正在增加。同时，日本伊藤首相告诉陆军大臣，说俄国已有三万军队进入中国北部（19）。有一部分俄国军队还曾非法地侵入我国吉林。据维特说：“当中日战争期间我们确从符拉迪沃斯托克派遣一些军队，但因没有铁路运输，行动过于迟缓，以致当他们达到吉林时，战争已结束了。”（20）关于俄国当时增兵的情况清朝的吉林地方官十分注意。一八九五年三月四日署理吉林将军恩泽根据宁古塔副都统的报告说，“年（旧历年）前后陆续由本国轮船载到俄兵一万来人到海参崴下船，坐火车到双城子（即今乌苏里斯克），夜间操演，又运到籽母四爬犁各等情”（21）。所有上述情况说明，沙皇俄国是在积极调兵遣将，准备进行干涉。这也是研究甲午战争与俄国关系时不能忽视的一个方面，也是我们理解三国干涉“还辽”的重要依据。日本外交大臣陆奥宗光指出：“当时俄国对中日两国的真正企图，如果不能兼获鹬蚌之利，也必须尝到熊掌或鲜鱼的一项美味，只是等待时机而已。”（22）从战后的结果看，俄国既“尝到熊掌”，又得到“鲜鱼”。它把日本赶出辽东半岛，留给以后它自己侵占；同时以干涉日本“还辽”，索取报酬，从清政府手中取得很多特权，其中之一就是取得西伯利亚铁路阿穆尔段通过我国东北北部修筑直达海参崴的特权。但亦应指出沙俄在它“尝熊掌”吃“鲜鱼”的同时，将骨头和鱼刺也吞下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