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徽州籍的举人、进士和官员 我查阅了康熙《徽州府志》，在嘉靖十七年（1538年）至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的各科举人、进士中，有42人曾与方元素通信，除去方氏宗族中的方弘静、方良曙等7 人外，还有35人。在写信人中，还有16人是通过岁贡、舍选等方式取得官职的，除去方氏宗族中的方颐静等4人外，还有12人。在这两种人中， 有些同方元素的关系相当密切。
    最著名的是汪道昆。他在离官居家期间，曾支持并组织成立了丰干社与白榆社两个诗社，方用彬及方氏宗族中的方简等四人都是丰干社的“七君子”。汪道昆的父亲汪良彬，叔父汪良植，胞弟汪道贯，堂弟汪道会，儿子汪无择都同方用彬有来往并有信札。汪、方两家是世交。
    又如陈筌，休宁人。父亲陈有守（达甫）与方弘静等结诗社，是徽州早期的诗人之一。陈筌受父亲的熏陶，致力於诗作，也是丰干社的七君子之一。
    （三）一群没有功名的徽州文人 与方用彬通信的人中有16人是没有取得或不愿取得功名的知识分子，其中颇有些传奇式的或有一技之长的人物。
    王寅，字仲房，号十岳山人。不喜科举业而喜王霸大略。曾在少林寺习武。后辞家远游，南至广东，北至大漠。又学道而无成。曾在胡宗宪幕中。他是徽州较早结诗社的人之一，曾辑弘治至嘉靖徽州诗作为《新都秀运集》，对推动徽州的诗歌创作起了积极作用。
    本文第二节提到的为方用彬刻印章的汪徽，婺源人。诗、画、书法、篆刻都精妙，世称四绝。
    吴守淮，家富于财，是一名商周铜器和书法名画的收藏家，也因此而破产。他同方用彬既有文化交流，也有密切的商业来往。
    （四）徽州地方官 与方用彬来往的共25人。包括徽州府知府、通判、推官、教授、训导，歙县的六任知县，还有县丞、主簿、训导。也有徽州府所属的黟县及祁门县的知县等。
    其中大多数人，如《儒林外史》第一回所描写的时知县对王冕那样，差人“持个侍生贴子”送给方用彬。由此可知，他在歙县是个有一定社会地位的乡绅。
    但也有超过这种关系的。如歙县训导田艺蘅，他是《西湖游览志》作者田汝成的儿子，本人也有《留青日札》等多种著作传世。康熙《徽州府志》把他列入名宦，说他为官清廉，“弟子贽，一无所受，贫者辄赠之”。又说他喜欢与知识分子交往，“士大夫有文名者，日招致之，时出郊野游”（卷5）。这批明人信札中有田致方信15通之多， 方用彬显然也是田艺蘅所招致的“士大夫有文名者”之一。
    （五）遍及南北的广泛交游 上述宗族之间的来往，有血缘的因素；与乡里及地方官员的来往，有地缘的因素。而从这批明人信札的众多写信人的情况可知，方用彬的交游远远超出了血缘与地缘的关系。为了叙述上的方便，下面采用按地区分列的方式。这里所谓按地区，一般指写信人的籍贯，但也照顾到方用彬与这些人交往的缘由或契机。如下文所统计的南京应天府某些人就并非南京人，而是因为他们参加了南京青溪等诗社的活动而与方用彬结识及交往。
    方用彬与之交往的人员，比较集中在下列几个地区：
    宁国府：宁国府与徽州府毗邻，共有14人。包括万历五年（1577年）状元沈懋学及其子有则、有贻；宣城著名的梅氏家族中的梅守箕、台符叔侄；宁国府属下的旌德知县乐元声等。
    南京应天府：共有19人。包括临淮侯李言恭、宗城父子，盛时泰以及画家魏之璜等。
    苏州府：10人。包括著名书法家周天球以及多产作家俞策（安期）。
    湖广黄州府麻城县：8人。 包括曾在万历年间任歙县知县的彭好古和他的弟遵古、信古，丘齐云、丘坦父子，以及因收藏大批元杂剧及《金瓶梅》全抄本而著名于文学史的刘承禧。
    广东：有24人之多。很可能同方用彬与诗人、书法家黎民表（瑶石山人）有深厚的友谊有关。24人中，从化黎氏一门就有5人， 包括黎民表的弟弟和子侄两辈。
    江西：11人。包括明朝宗室朱多泟（贞吉）、朱多（宗良）等6人。
    此外，还有南直隶池州府施尧臣等6人，扬州府陆弼等2人，松江府袁福徵等4人，湖广还有京山李维桢兄弟等6人，浙江湖州府臧懋循（《元曲选》编者）等10人，福建佘翔等4人，山东许维新等4人，河南何洛文（何景明之孙）等3人，以及四川、陕西、北直隶共4人。
    以上共计129人。
    我在前面已经说过，按地区将写信人分别，只是为了叙述上的方便。其实，在这些人当中，有些人不但在本地区有影响，而且是在政治和文化等方面有全国性影响的人物，如申时行、王世贞等便是如此。
    到目前为止，这批明人信札的写信人，我已查明其身份的已达276人，超过总数的一半。由于收信人方用彬是一名儒商而非达官贵人或知名文人，这已是一个相当高的比例。假以时日，总共查明300 人以上的身份，即超过总数的60%，应是没有问题的。而这个比例越高，越有利于对这批信件的了解与利用。
    五、信件的内容及其利用
    这批信札的内容，大致可分为三个方面。
    第一方面与徽州方氏家族有关，包括一些宗族活动（修谱、祭祀），宗族成员之间的关系（互助、借贷、矛盾等），还可见方氏族人除在外为官者之外，还有不少人出外经商，这也反映了当时徽州人经商的特点。
    第二方面是文化交流。方用彬有相当高的文化水平，又喜欢同文人交往，他参加了徽州及外地一些诗社的活动。书信中，谈诗、谈书法、谈画、谈篆刻等的内容不少。
    第三方面是商业活动。方用彬同时又是一个商人，商业收入是他从事文化活动的经济基础。他的商业活动可分两个方面。一方面仍与文化有关，如他买卖古书、古器物以及墨、扇等等，可以说是个文化商人，另一方面则是放债、典当。
    要正确了解和充分利用这批信札，必须将它们同有关的历史文献结合起来进行考察。书信作为一种史料，它的优点是，一般来说较少掩饰，因此也较真实（特别是那些有时间性的急件），它更具体、更直接地反映现实。缺点是比较零碎，如果不了解它的背景及诸要素（收信人、写信人、时间、地点等），很难利用。
    下面就我现在已经作的这方面的工作，举几个例子。
    （一）方岩耕信件 这批信札中共收有方岩耕致方用彬的信件6 通。他自称小弟、宗弟，称用彬为契兄、兄长，是用彬的族弟。这6 封信，有请方用彬为其篆刻图章的，也有将他自刻的图章请用彬指教的。有为他的“家伯”所托求用彬办事的，也有借用彬的钱到期还本付息的。
    汪道昆曾写过一篇《儒侠传》（《太函集》卷40），传主方景真就是方岩耕其人（汪道昆写的传记，相当数量不直接点出传主的名字，而是通过引用传主的自述间接道出，《儒侠传》就是如此）。李维桢也为他写过《方长公寿序》（《大泌山房集》卷35）。此人是汪道昆弟弟道贯的姻亲。他弃儒从商，历经四川、湖广等地，晚年回到故乡吟诗作赋，优游度日。汪道昆所称颂的他的“侠义”之处，包括照顾并宽容自己的庶弟及弟妇，在乡里扶危助困，排难解纷，在经商的荆州等地举办公益事业，修桥补路而又不扬名，等等。而从他给方用彬的信中可知，他还在真州作盐业生意，他是一名相当典型的徽商。
    （二）张尧文信件 张尧文给方用彬的书信有4通， 还有短柬及名刺6件，是与方用彬通信较多的人。从信中可知， 张尧文是歙县附近一个山城的县官。他曾请徽州一位姓柳的画家为他画武安王（关羽）像，又曾请一位“司马公”、“汪老先生”作《武安庙记》，后来他给这位“司马公”的书信是请方用彬转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