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对于“碎片”，也就是局部的记叙，我们也无法知道它们有多大的真实性，因为我们不能亲历其境，无法对它们进行检验。我们知道：有些人故意说假话，有些人蓄意掩盖真情；有些人想留下真相，却因为记忆的偏差而说错了事实；有些人记忆很好，却因为表达不当而扭曲了实情。因此，我们对所有的“碎片”都要进行甄别，判断它们的真实性。但这样一来又陷入那个怪圈了：如何确定它们的“真”⑧？
    最后，“过去发生的事”会有众多人、众多因素参与，有可能留下不同的记录，尽管我们用各种方法进行验证，却仍难认定其中哪一种或哪一些说法是准确的。多种说法（或证据）可以传递不同的信息，带有各种倾向，这给人以各种不同的想象空间，编排出各种不同的叙事情节。这样，对每一件“过去发生的事”都可以作出多种理解，可是哪一种、或哪几种符合真相呢⑨？
    由于存在着这些障碍以及其他的障碍，在最理想的状态下，历史学能做到的也只是最接近于真实，而不是绝对的纯“真”。这使人们非常沮丧：既然如此，历史学何所为之？
    但历史学的任务不尽如此，从求“真”的角度说，历史学的力量确实有限；可是写历史的目的要比这丰富得多，写历史的过程也比这复杂得多。单单寻找事实和判别事实还不是写历史，写历史是一种人类智慧的创造过程。因为这个特点，历史学和文学、哲学等等就有许多相通点。
    为说明这个问题，我们回到原点，回到那些“过去发生的事”。前面说过，“过去发生的事”都没有留下自己，而只留下被记录（或被叙述）的“碎片”。“碎片”本身不给出图像，它们是一个杂货堆，紊乱无比，要经过拼接才能成为“历史”，就如同古生物学家拼接动物骨骼碎片一样。但是，拼接历史毕竟不是拼接动物骨骼，拼古生物会有模块或样本，每一块骨头的位置大体上是知道的，因此拼接动物骨骼有点像“按图索骥”，把每一块骨头放在它应该放的位置上就好。拼接历史却不是这样，因为我们不知道“过去”的模样究竟是怎样，所以就无“图”可索，在很大程度上要依靠操作者的思维判断去拼接。于是，使用同一批“碎片”，都有可能拼接出很不同的历史；若使用不同的“碎片”，就更可以拼接出根本不同的历史了。这是历史学的非常独特之处，经常让圈外人感到惊诧不已。如前所述，一般人认为历史既然是“过去发生的事”，那么它必定是确凿无疑的，怎么可以拼接出完全不同的“图”、写出完全不同的历史来？但历史学家确实可以把历史写得很不同⑩，而且每一种说法都有道理，都符合逻辑，甚至都符合事实。问题出在如何梳理“碎片”上。关于这一点，人们似乎迄今未有足够的认识，也未有足够的讨论，因此需要进一步展开。
    “过去”是一个硕大无比的范围，并且浑沌一片。试想：在“人”成为人特别是进入文明时代之后，人类经历了多少“事”，千年万年发生了多少“事”；这个世界多么大，在同一个时间每一个角落又在演绎着多少“事”；每一件“事”会牵涉进多少人，每一个人又卷入了多少细节；一个人一生有多少经历，世上又有多少人……所有这些加在一起就是“过去”，把这样一个“过去”都写成“历史”，根本就不可能！这就给人们规定了一项任务：如果你要写历史，就只能写一部分，而且永远只是一小部分。换句话说：任何历史学家都必须挑选，要对“过去”进行选择。
    但选什么？人们说：选那些历史中最重要的。可是，哪些是最重要的（11）？人们说：那些最能反映历史基本线条的。但在那样一个无比庞杂的“过去”中找出“基本线索”，这个过程本身就已经是选择（12）。于是，问题又绕回去了，也就是：你选什么？
    进而，完整的“过去”不可能留下，我们面对的只是“碎片”（即史料）。相比于庞大的“过去”，留下来的“碎片”其实很少，即使在信息非常发达的现在，被记录下来的信息仍是少而又少。但不管“碎片”有多少，作选择却是不可避免的。首先，需要判断“碎片”的真伪，把那些不“真”的信息剔除掉，这是一种选择。其次，不可能把所有“真”的“碎片”都用上，每个人都只会使用他感兴趣、或他认为有用的“碎片”，于是又要选择。再次，无论“碎片”是多是少，我们都处于两难境地：“碎片”少了，缺环就多，无法拼接成历史，于是就需要推测，把缺失的环节补起来；但推测就是选择--需要选择朝哪一个方向推测（13）。另一方面，“碎片”多了就更需要选择，“碎片”越多越需要选择，而且选择的随机性越大：任何偶然因素都可能把某些“碎片”放在你眼前，另一些“碎片”则是你所不知的（14）。所以，选择是无处不在、无时不在的，尽管你可以自认为你不进行选择。
    事实上，历史学家是带着自己的立场和倾向性去选择“碎片”的。立场和倾向有时是自觉的，有时是不自觉的，但不带立场或不带倾向的情况不存在。在最“客观”的情况下，为了要处理那浩瀚无边的史料，他们也必须为自己设置一些标准，以便进行取舍，但一旦设置了标准也就确定了倾向。因此，当历史学家把“过去”写成“历史”时，必然加进主观的意向，加进某种可以叫作“价值”（也就是判断）的东西。从这时起，历史就不是一个纯客观的“过去”，而是主观和客观的交融。所以，写历史是一个人类智慧的创造过程，它不是单纯的还原，不是简单的“归真”。写历史是人类对“过去”的梳理，是人类对“过去”的挑选与判别。
    写到这里我们已经看出：历史决不是一个简简单单的“过去发生的事”，它是人类的创造与“过去”的结合。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历史和文学创作、和哲学思考有众多相通，“过去”通过“写”而成为“历史”。换句话说：发生过的只是“过去”，写出来的才是“历史”；“发生过的”可以被湮没，“写出来的”才会被记住。因此，可以提出这样一个命题：历史之所以是历史，不是因为它发生过，而是因为它被写出来。
    我不想把结论推向极端，因为写历史终究不是杜撰，也不是编造，历史的出发点仍旧是“真”，历史学追讨真凭实据，执意求“真”。所以历史学终究不是文学，不是写故事，它写的是真实的过去，以真实为追求的目标。虽说我们知道历史不会是全“真”的过去，而只能够尽可能接近真实；但写历史仍然不可以编造，因此我并不赞成某种“后现代”的说辞，把历史学等同于文学（15）。有一些“新文化史”的作品根据有限的史料写一个过去发生的事，其中把自己的推测和想象加进去，组织成很有戏剧情节的有趣故事，看起来很像是侦探小说。这种做法仍旧是把历史学等同于文学，把写历史等同于写小说（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