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这样一来，人们仍然对历史大惑不解：即使历史不可能全“真”，但它依然以事实为基础，何以事实一旦被写出来，就可以有很多的面相？虽说细节相同很难做到，因为人们接触到的史料不同，但在一切基本史实都一致的时候，为什么仍然写出不同的历史？换个问法：为什么历史可以这样写，也可以那样写？
    关于历史多面相的问题，我想，第一，“过去”本身就是多面相的，这恰恰体现着它真实的一面（17）。第二，历史因多面相而有魅力，并且永葆其青春。
    先说第一点，我们再回到那些庞杂无边的“碎片”中去。前面说过，一个浑沌的“过去”是无止尽的，谁也不可能把它完整地端出来呈现给世人；写历史必须经过梳理，需要对“碎片”进行取舍。前面也说过：历史学家在取舍之前必定设置某些原则，作为挑选的标准。但这样一来，历史学家的主观意向就在起作用：按不同的标准选取“碎片”，就写出了不同的历史；即便使用相同的素材（即“碎片”），也可能写出不同的历史，因为人们可能按不同的逻辑或者意向来进行拼接，结果就拼出了不同的历史--甚至完全不同的历史！对这种现象我们如何理解？历史学的解释是：只要能“自圆其说”就可以，而“自圆其说”的前提是要有史料支撑；史料需经得起鉴别，不被其他材料证伪，而拼接的过程又不发生逻辑错误，在这个前提下，各种说法都可以。这就是为什么历史学研究可以提出多种说法，而每一种说法都有可能被人们接受。
    实际的情况恰恰如此：无边无际的“碎片”中含有大量信息，按照不同的思路整理“碎片”，就释放出不同的信息。这样，历史学的另一个任务就浮出水面：寻找信息。寻找信息就是寻找意义，寻找意义意味着阐释历史，历史因阐释而变得绚丽多彩，并保持着永恒的吸引力。于是，历史学的目的就不仅是求“真”，“阐释”是另一个、甚至更重要的目标。由此我们进入第二个论点：历史因多面相而有魅力。
    我们为什么研究历史？一是了解过去，满足我们对过去以往的求知欲；二是寻找意义，从先人的经验中汲取智慧，施惠于“现在”（18）。寻找意义是历史研究的第二个目的，但意义何以寻出？
    回到寻找信息上来。我们已经知道：信息是在整理“碎片”的过程中释放出来的，但整理之前，整理人已经有了思路，有了“先入之见”。一般来说，整理之前历史学家已经设计好他希望找到哪一类“碎片”、选取的标准又是什么。只有事先规划，才能在庞杂的“碎片”中理出一些头绪，然后开始写历史（19）。但这样一来，整理的结果会非常有趣，打比方说：有一大堆沙，什么颜色的沙粒都有，按某种思路进行选取，就可能全部选出红色沙粒，按另一种思路进行选取，就可能全部选出黄色沙粒；两种思路造成两种结果，当这两种结果都呈现到人们面前时，会给人造成两种印象，以为是从不同的沙堆中取出来的。但两种沙粒都来自同一个沙堆，我们不能说哪一个结果是错误的，我们只能说两者都体现着某种真实（20）。不同结果是不同思路的体现，不同思路又造就不同的方法。
    历史的意义就是这样浮现的：当所有的“碎片”都搅在一起时，它只是一片浑沌，我们什么也看不清；当人们依据某种思路进行整理后，我们把东西看清楚了，产生某种印象，并得出某些结论。于是，写历史的过程就是这样的：先提出问题，再设计方案，然后寻找（也就是挑选）史料，最后写作历史--在写的过程中，释放出意义。意义被释放后，进行解读却又是一个思考的过程，于是我们再一次和“过去”面对面。所以，当“过去”通过“写”而变成“历史”并最终释放出“意义”时，我们和“过去”在不断地互动。
    有人说：历史本身就有意义，意义与历史一样具有客观性。如果这样说的意思是：人类社会保留着许多相同的东西，因此过去和现在可以相通--如霍布斯鲍姆所说的那样（21）--那么这种说法确有可取之处；然而，如果我们认定历史都是写出来的，那就应该知道：隐藏在过去中的意义是被历史学家释放出来的，其中更多地体现了历史学家的认识与思考。换句话说，意义存在于后世人的思考中，“过去”可能隐含着无穷的意义。
    接下来的问题是：历史学家的思路是哪里来的，为什么他这样想、而不那样想；采用这些标准、而不采用那些标准？我们的回答是：取决于历史学家个人，也取决于时代。个人的立场、经历、社会背景、所受的教育、文化的沾染等等，都会产生足够的影响，让他形成某种判断、或先入之见。时代则给了他现实的背景，让他提出问题，寻找结论。时代还给了他某些特定的思维范式甚至价值标准，哪怕他自己不自知，以为他的思想来源于自己。更重要的是，时代通过人们共同的经历形成某种共同的关注，而这些关注投射到对“过去”的寻找中，就出现“现在”和“过去”永久的对话（22）。由于这种对话是每一代人都会经历的，所以，“现在”和“过去”在永恒地对话。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历史既不是“现在”，也不是“过去”，它是“现在”对“过去”的搜寻与思考，也是“过去”对“现在”的提醒与暗示。相比于了解“过去”，历史学更重要的任务是阐释历史，阐释历史意味着在历史中思考并揭示意义。这样我们就明白：每一代人的思考是不相同的，关注也是不相同的，因此写出的历史就有可能不同。人们经常困惑：为什么这代人和那代人写出的历史会如此不同，原因就在这里。
    另一类明显的差别发生在不同群体之间，即民族、阶级、性别、职业、地区、国家等等。不同群体也会有不同的思考与关注，其背景是经济、文化、社会状态、生活方式等各自的不同（23）。不同群体在处理同一个“过去”时寻找并释放出不同的意义，这使得历史更具有多面相。
    总之，同一个“过去”可以写成不同的历史。事情是同一个，意义可以不一样，让人看起来好像是不同的历史。其中的原因，是对话的主体发生了改变，思考的人生活在不同的情境下，不同的人进入对话，对“过去”的理解就不一样。由此，历史作为“现在”和“过去”对话的结果，“现在”和“过去”同样在发挥作用。如此推论，我们就知道：历史并非如人们一般所相信，是一个纯客观的过去，体现着无可置疑的纯“真”；历史既是主观的，又是客观的，是主观和客观共同活动的结果。由于每一个世代都对历史有观察和理解，所以历史就不仅是对“过去”的层层积累，它也是对各世代人们思考“过去”、书写“过去”的层层积累。
    写到这里，我们大概可以知道：历史深不可测，绝非如初中生所想象，只要背几页书就算懂历史了。历史的最深奥之处在于，它是“过去”和“现在”永久的互动，因为这种互动，历史才有永恒的生命力。历史如果只是“过去”，那它就如同一株干枯的古树，虽可让人肃然起敬，却没有生命，毕竟索然无味。但历史恰恰不是枯树，它虽扎根久远，于千万年之中，但始终与每一天的空气、土壤交换气息，从而有永久的生命力，保持着永远的新鲜嫩活。于是我们庆幸：历史的多面相让它永远鲜活，因为人们永远在和“过去”对话。历史是人类世代思考的结晶，从最古远的“过去”，一直延续到未来。它积聚着每一个世代人的沉思，并且永远传递他们的信息（24）。它跨越时空，穿越鸿沟，把不可跨跃的“过去”和“现在”沟通起来。它让我们了解过去、思考过去，并且为“现在”提供思想。历史学家是历史的撰写者，更是思想的创造者。正因为如此，历史学也是永存的，它是人类文明历程的忠诚守护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