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仅仅从这些遗迹现象上观察，这处遗址与一般农耕民族的聚落似乎并无二致，但进一步结合这个区域内其他考古遗存综合分析，其性质却极有可能属于早期游牧文化聚落。首先，这处遗址符合王建新先生提出的居住遗址、墓葬和岩画“三位一体”的特征。在丁东遗址的东面，仅仅隔着一条冲沟，便是编号为“东嘎第V区”的墓地，墓葬的外表形状均为石丘墓，墓葬中随葬有马、羊等动物骨骼，发掘出土的陶片与居址内所出的陶片的陶质、陶色、纹饰以及工艺上都属于同一系统，表明两者在年代上相同，文化内涵也相近(12)，很可能是同一居民群体生前生活与死后下葬的处所。除墓地之外，在丁东遗址东、西两面的山口处均发现岩画，其中位于东面的色日宁沟岩画有2个画面，分布在南北紧邻、大小不等的两块岩面上，主要用敲琢法完成，即用工具敲出若干点状或短条状的凹点构成图像的线条或轮廓。岩画图像多数清晰可辨，可辨识的图像有人物、动物等。人物依其动作姿态可分为执物者、牵马者、骑马行进者、骑马射箭者、携手相对(伴)者；动物有马、羊、牦牛等，画面中出现的马均配有鞍。位于丁东遗址西面的扎布拉山岩画分布总长度为12米，依岩面形状、凹凸的不同，由西北向东南可分为4个画面。岩画的图像有牦牛、马等动物和“雍仲”、太阳等符号。扎布拉山岩画与色日宁沟岩画在西藏岩画中均属旷野露天的崖面岩画，作画方法都采用敲琢法。扎拉山岩画虽然不见人物图像，但其肥硕的牦牛图像与色日宁沟岩画中的马、羊等动物所反映的同样是与牧业经济密切相关的生活(13)。这种集居址、墓葬与岩画“三位一体”的共存现象，反映出早期游牧聚落的特征。
    王建新先生发现新疆东天山一带早期游牧文化聚落另一个重要的特点在于：“游牧民族对冬季营地的选择古今一理，加上具备这样条件的地点又是有限的，因此古代游牧文化的聚落遗址与现代游牧民族的冬季营地位置重合的几率非常高。这一分布规律还表明，与现代牧民冬季营地位置基本重合的古代遗址应该就是古代游牧民族的遗存”。无独有偶，这个特点在丁东遗址同样可以见到。笔者在考古调查时发现，丁东遗址所在地至今仍然是当地藏族牧民的冬季牧场，仍然还在采用这种半地穴式的石砌建筑，其具体的建造方法是先挖地作坑，再沿着坑壁砌筑石墙，最后在高出地表部分则采用帐篷作为屋顶，实际上是一种将地下的穴坑和地表的帐篷两者结合起来的建筑方式。这种石砌的房屋内设有门道、砌有踏道，还砌出石台，与丁东的房屋建筑遗迹如出一辙。据当地藏族群众介绍，这种半地穴式房屋在西藏西部高寒的自然条件下具有避风、保暖，便于拆迁等优点，尤其适合牧民作为季节性的定居点。慧超《往五天竺国传》中，对吐蕃本土及其所辖属国的风土民情有所涉及，其中“吐蕃国”条下所载吐蕃国“国人悉皆穿地作坑而卧”，笔者推测或有可能即是指西藏西部早期游牧文化中这种形态的居住方式而言。
    第二类聚落是临时性营地。这类聚落一般仅供游牧民族短暂地过往停留，它的最大特点是在地表上没有留下固定的建筑遗址，但却遗留有火灶、灰烬层、石器、陶器以及动物骨骼等游牧生活的遗迹。
    这类聚落典型的例证可举藏北地区当雄县羊八井镇桑萨乡隆多村发现的加日塘(“塘”在藏语中意为“平坝”)遗址，该遗址2003年在青藏铁路西藏段沿线考古调查中被发现，并于2003-2004年间进行了三次考古发掘(14)。从遗址所处的地理环境上看，它正好位于拉萨河谷与藏北高原过渡地带，在经济地理上处于传统的农业经济与纯牧业经济的交接地理区，遗址周围群山环抱，堆龙曲河上游的曲那河、帕达河、古仁河三条支流在此交汇，河谷上分布着广阔的湿地，海拔高度虽然达4300米以上，但却至今水草丰茂。遗址位于河谷二级阶地上，大致范围约3.6万平方米，即东西宽约250米、南北长约140米，考古发掘揭露面积2902平方米。遗址中采集和出土了大量细石器、磨制石器和少量陶片等遗物，并且发掘和清理出一处火塘和一处灰坑遗迹。其中火塘遗迹(编号为04YJZ1)由三块扁平砾石呈“品”字形构成，石块上遗有火烧痕迹，在其附近发现黑色的灰烬，厚1～4厘米，根据火塘周边的灰烬分布范围分析，火塘的平面为椭圆形，长轴约280厘米，在其范围内出土1件穿孔石球，另出有夹砂灰褐陶片6片、细石叶17件。此外，在灰烬的分布范围内，还发现有被火烧过的动物骨块、骨渣等遗物。遗迹中发现的陶器残片均为手制，火候不高，制作水平和工艺都略显粗糙。从拼对以后的情况分析，陶器有夹砂黑陶及夹砂灰褐陶，器形主要为罐。加日塘遗址内发现不少磨制的石磨盘、磨石和带孔的重石等，对于这类石制品的用途还有待进一步研究，也可能是与加工磨制麦类、谷类粮食有关的工具，也不排除为加工牲畜皮毛的工具。
    从上述迹象分析，这处遗址很有可能是古代游牧民族一个经常性的露天营地，遗址内没有发现任何建筑遗迹，但却留下了大量生活遗迹，石头垒成的“支架”和厚达4厘米的灰烬层的发现，都是露天宿营遗留下来的痕迹，陶器残片、大量细石器和被火焚烧过的动物骨骼、骨渣的发现，更是证明遗址的性质与游牧生活紧密相关。关于加日塘遗迹的考古学年代，发掘者认为参考遗址的有关碳十四测年数据，可能为距今3200-2900年，并指出其性质“很可能代表藏北与西藏腹心地区接壤地带的一种新石器文化类型……属于游牧部落的季节性遗址”(15)。这些意见均可成立。
    第三类聚落是大型的城寨型聚落。这类聚落规模较为宏大，聚落形状也较为复杂，往往以地位突出而显著的中心建筑为核心，围绕中心建筑分布有密集的中小型地面建筑、墓葬等遗存，具有游牧部落首领的不同级别统治中心的性质。
    在新疆东部、甘肃北部、内蒙古西部等地发现的游牧文化聚落当中，已经发现了5处大型的聚落遗址，分别为岳公台--西黑沟遗址群、东黑沟遗址群、红山口遗址、乌拉台遗址和西山遗址等。这类遗址一般均分布在山脉两边的缓坡地带，避风向阳，建筑形态既有石筑的高台式建筑，也有石围居址，聚落附近常常有石堆墓(石丘墓)和岩画共存(16)。如新疆巴里坤东黑沟遗址内，发现石筑高台，以石块层层向上垒叠，高台的周围残存有方形石围和环形石堆墓与圆丘形石堆墓(17)。天山北麓的岳公台--西黑沟遗址群共发现石筑高台3处、石围居址120余处，石构墓葬300余座、岩画1000余幅(18)。内蒙古乌拉特中、后旗西山遗址中发现游牧民族的居住遗址、石丘墓和岩画共存，其中一处居址位于山腰背风处，平面呈圆形，以石块垒砌墙基，直径达6.7米(19)。由此可见，这类早期游牧文化的大型聚落既有高台居址或依山起建的居址，也有平地起建的石围居址两种基本的形制。从分布规律来看，往往是若干座普通的石围居址以高台建筑为中心有序排列，或是若干座石围居址紧密排列、成组分布。王建新先生认为，结合古代文献与碑刻史料考察，这类大型的聚落遗址应与曾活动于东天山地区的月氏、乌孙和匈奴等早期游牧民族的各级统治中心所在地--古代文献中记载的“王庭”一类的遗存有关。
    目前在西藏西部地区经过正式考古调查的遗址当中，可以确认具有这类早期游牧文化大型城寨型聚落遗址性质者，可举噶尔县境内调查发现的“穹隆银城”遗址(20)。穹隆银城藏语称之为“穹隆古卡尔”，相传是西藏古代历史上著名的游牧部落联盟--象雄王国的都城所在地。该遗址地处札达盆地东缘的象泉河北岸，有名为曲那河、曲嘎河、朗钦河的三条小河在遗址南侧交汇，故小地名亦为“曲松多”(21)。经调查测绘，初步查明该遗址分布于略呈东北-西南走向的长条形山顶，依地势高低和遗迹分布状况，可共分为A、B、C、D四个小区，遗址总面积约13万平方米。A区建筑遗迹最为集中，经编号的地面建筑共有90余个单位，均为由砾岩岩块或砾石砌建的地面建筑，按其功能推测有防御性建筑(防墙和堡垒等)、居住建筑、公共建筑、宗教祭祀建筑、生活附属设施等类型。其中防御性建筑由多重防墙和与之连接的方形堡垒、暗道构成。居住建筑常见方形、圆形的多间式或单间式建筑，部分建筑物附有圆形或近似圆形的牲圈类设施。可能具有公共建筑性质的遗址开间较大，有的依地势用砾岩岩块砌有多重阶梯。生活附属设施主要有两类，一是附属于居址的牲圈，二是分布在居址群中的圆形水坑，推测可能作为积蓄居民牲畜用水的蓄水坑。宗教祭祀性建筑遗址平面呈长方形，近正南北方向，依地势呈南低北高状，经发掘在遗址北端封土墙内出土有一尊青铜双面神像。B区地处山顶最高的西缘部位，经编号的建筑遗迹共计13个单位，其中主要是建在山顶崖边的防护墙、堡垒等防御性工事建筑。C区经编号的建筑遗迹共计20个(组)，其中大部分是建在山顶东北边缘的防护墙、堡垒等防御性工事建筑，在西部发现有一组可能具有宗教礼仪功能的公共建筑，其中编号为04KLCS13的遗存是一处较为典型的堡垒与防护墙相结合的建筑，另在崖坡外侧亦发现有多重护墙遗迹。D区位于遗址的最北端，建在高程略低的另一个山丘顶上，经编号的建筑遗迹仅8处，全部为防御性工事建筑，其中04KLDS8是一处带防护墙的多间式堡垒，附近有一圆形水坑，可能是作为较长期居住的一处防守营地，从整体上看，D区应是这处大型聚落遗址镇守北部的防御重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