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九四五年五月七日德国战败到八月十四日日本宣布投降，其间只有三个多月。然而就是在这短短的三个多月里，美国的对日政策却发生了一些耐人寻味的变化，其中最明显的一点就是美国接受了日本的有条件投降。与德国不同，投降后的日本，其天皇制及其原来的政府组织都基本保留了下来，并发挥作用，只不过受到美国军事当局的监督而已。①我们都知道，自从罗斯福总统在卡萨布兰卡会议上宣布“要德国、意大利和日本无条件投降”之后，无条件投降方针就日益为别的盟国首脑所接受并成为盟国对轴心国作战的最高原则。甚至杜鲁门总统在欧洲胜利日发布的对日声明中也还声称，“战败的日本必须接受无条件投降。”②可是，当八月十四日美国国务卿贝尔纳斯接到美国驻瑞士公使哈里逊来电，得知日本已发出宣布投降的照会，他就立即将消息通告苏英中三国外长，并宣布美国政府认为日本已完全接受波茨坦宣言。当时，“电报机上发出了许多不同的答复，”明显地表示异议，而贝尔纳斯却不容讨论，“干脆地声明，杜鲁门总统将于美国东部战时时间7点正宣布这投降的消息。”③为什么这时美国政府未与盟国商量，甚至不顾盟国反对就单方面抢先宣布接受日本的有条件投降？这一时期美国对日政策的目的是什么？为了达到这个目的，美国在其对日政策中采取了一些什么重要的策略行动？本义拟就此作一些初步探讨，以就教于史学界同行。
    一
    一国的对外政策是该国统治阶级意志的表现，也是该国各种实力的反映。由于对外政策涉及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和国际间力量的对比，所以它又受到国际形势的影响。这一时期美国的对日政策是与二战进程紧密相连的，它包括军事和政治两个方面，不仅针对日本，而且涉及苏联、中国、远东乃至整个世界的战后格局。因此我们的分析也应从整个世界的形势入手。
    德国投降后，二战的胜负已昭然若揭，全世界反法西斯国家及爱好和平的人民为之浴血奋斗的胜利即将来临。这时，战后胜利果实的分配就成了几大主要盟国之间极其重大的问题。美英和苏联都希望依仗自己的实力为自己争得一份最大的胜利果实。在波茨坦首脑会议上，美英苏三国代表团都各自带着一份要求胜利果实的清单。美国总统声称，“美国应在意大利出口方面享有优先权。④”斯大林则公开宣布，“苏联人早已说过他们想要战败国的一些领土。⑤”同时，就波兰、德国、土耳其海峡以及战争赔偿等一系列问题三大国也发生了尖锐冲突。关于战争果实的分配已成了三大国之间难以调和的矛盾。美国出于其帝国主义本性，当然更希望在战后的世界中捞一把，而当时的国际形势也有利于它这样做。
    经过几年的世界大战，国际政治力量对比发生了深刻变化，一些主要的战前强国先后被打垮或拖垮。德意既败，日本也在劫难逃。它们在未来的国际事务中将丧失发言资格。连英国这样一个主要战胜国也因遭连年战火，人物财力都受到极大损失，海外债务高达33.5亿英磅，财政出现严重危机。一直引以为豪的帝国海军被打得七零八落。昔日的日不落帝国现已江河日下，在国际事务中日益居于陪衬地位。连丘吉尔也惊叹，“大不列颠虽仍十分强大，但不能单独起决定作用。⑥”
    美国却因战争大发其财，庞大的军事订货不仅使它摆脱了大危机的侵袭，而且大大地促进了国内生产。从一九三九年至一九四四年，美国工业生产的年平均增长率17.4％，一九四五年国民收入高达1828亿美元。大量的军火输出使美国成为最大的债权国。一九四四年在布列敦森林会议上，美国凭借强大的经济实力，在资本主义世界范围内建立了美元霸权。同时还利用租借法和提供贷款，不断施加压力，逼使英国放弃帝国贸易集团，把自己的贸易触角伸遍全球。而且其战争机器也得到了充分发展。它利用战争，先后在世界各地兴建了数百个军事基地。到一九四五年，美军已拥有兵员1128万。强大的经济、军事实力使美国在战后的世界上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但这时美国的实力增长主要体现在与战争相联的军工生产能力上。随着战争的结束，它必然要转为民用生产，这就有赖于广阔的原料和商品市场的获得。因此，美国经济和军事实力的增长必然促使其帝国主义野心更加膨胀。而其实力的增长又为实现这种野心提供了一定的物质基础。
    当时，对于美国来说，要实现其帝国主义野心最大的障碍是苏联。在欧洲几个大国中，只有苏联经受住了战争的严峻考验。苏联红军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地面作战力量。尽管饱受创伤的经济尚待恢复，然而苏联在外援不多的情况下顶住了希特勒的疯狂进攻，并在打败德国的战争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这就充分显示了社会主义国家的巨大生命力，成为战后唯一能与美国抗衡的世界大国。连贝尔纳斯也承认，“今日欧洲没有遏制苏联的武力。⑦”波伦更是明确地指出：“在战后显而易见的是，苏联是要作为世界上的主要因素之一在这里留下来了。同他们争吵是很容易的，而我们总是会同他们吵起来的。⑧”足见苏联的强大已大大引起美国当局的不安。此外，自从罗斯福总统逝世之后，美国国内的反苏势力急骤增强。杜鲁门上台不久就撤换了罗斯福内阁的六个重要阁员。极端保守分子范登堡成了美国对外政策的主要决策人之一。正如史学家霍罗威茨指出的，“美国政府的真正所在地，看来已从华盛顿移到华尔街和西点之间的某个地点。⑨”杜鲁门本人更是把反苏奉为己任。早在苏德战争打响之初，他就主张，“如果我们看到德国胜利，我们应帮助俄国；如果俄国胜利，我们应帮助德国，让它们尽可能互相撕杀。⑩”继任总统才24个小时便密告国务卿，“我们要顶住俄国人。（11）”声称“要用铁拳和强硬的语言对待俄国人。（12）”加上随着二战接近尾声，战时由不同社会制度国家组成的国际反法西斯联盟因失去共同敌人正逐步瓦解。这时杜鲁门就认为，“在今后的世界上，自由世界和苏维埃世界的竞争将压倒一切。（13）”
    因此，这一时期美国整个对外政策的总目标就是：利用战争带来的有利时机，尽可能地夺取胜利果实，扩大势力范围，为同苏联对抗，争夺世界霸权创造条件。而美苏斗争则是它的主要内容。在欧洲，随着希特勒的灭亡，美苏冲突已十分明显；在远东，由于日本还没投降，所以冲突尚未公开化，但矛盾已在不断激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