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远东历来是美国在海外最大的利益所在地之一。那里广阔的市场和丰富的资源久为美国所垂涎。自从1889年约翰·海提出“门户开放”主义以来，远东就一直被美国视为扩张的目标。但由于美国是后起的帝国主义国家，所以直到二战前它都未能在远东取得优势。二战期间，日本称霸东方，美国在远东的势力几乎被涤荡殆尽。随着战争的发展，日本不断遭到削弱，德国投降后，日本也危在旦夕。国际形势的变化很有利于美国重新插足远东。这时，美国统治者就渴望依仗自己在远东强大的海空军力量，以胜利者的资格去继承“大日本帝国”的“遗产”。杜鲁门宣称，“坚持对日本和太平洋的完全控制”是美国对日本和远东的基本方针（14）。而日本是远东唯一的法西斯国家。因此，争夺远东胜利果实的关键，就在于谁在处理战后日本问题上有最大的发言权。而且，日本在太平洋和远东的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既可窥视中国东北和朝鲜，又能扼苏联南下之海洋通道，是战后称霸远东和世界不可忽视的战略要地。所以，在波茨坦会议期间，杜鲁门一再向美国官员强调，“对日本的占领不能重蹈德国的复辙，我们不打算分割管制或划分占领区。（15）”并决定“在战胜日本后由麦克阿瑟全权统辖和管制日本。（16）”目的就是要战后一家独占日本。
    这时，唯一能与美国争夺战后远东权益的是苏联。尽管苏联尚未对日作战，但在打败德国后，迅速集结起来的100多万苏联远东红军， 在即将到来的对日决战中，却不失为一支重要力量。如果让苏联在对日作战中起了主要作用，无疑会削弱战后美国在日本和远东的威望和优势。要独占日本就必须尽可能地排除苏联的影响。因此，美苏斗争就成了影响这一时期美国对日政策的首要因素，并体现在这一时期美国对日本采取的每一个策略行动之中。
    1、利用一切手段阻止苏联出兵参加对日作战
    对美国来说，要独占日本的关键在于能否掌握对日战争的主动权。虽然英美联合参谋部的作战计划一再规定太平洋战区的作战策略将由美军参谋部掌握，但太平洋战争爆发以来，为了避免“两洋作战”，美国一直执行着“先消灭德国”的战略方针，其陆军主力大都放在北非和西欧，太平洋地区只有部分海空军在活动。要打败日本，就必须在亚洲大陆找到一支能制服日本地面作战力量的陆军部队。因此，如何打败日本？靠谁打败日本？一直是美国对日政策的一个重要问题。在战争初期，美国的太平洋作战计划曾规定要中国担当重大任务，指望经过正规训练和配备的中国军队能击败日本大部分地面部队。但是在日军一九四四年攻势面前，腐败的蒋介石军队一溃千里，使这种指望成为泡影。一九四五年初，美国联合参谋部估计，要击败日本还须作战一年至一年半，尤以攻入日本本土之后，必然寸土必争。从日本的滩头攻到东京，美军将伤亡100万，英军将伤亡50万。正是根据这个估计，为了早日结束对日战争，减少美军伤亡，在雅尔塔会议上，罗斯福不惜牺牲在中国和远东的部分权益同苏联订立秘密条约，以换取苏联出兵对日作战。然而，雅尔塔会议之后，特别是德国投降后，形势发生了极大变化。一九四五年六月二十一日，盟军结束冲绳战役，打破了日本半圆形防卫圈的最后一道海外防线，使日本本土、华北和台湾都完全置于轰炸机的近距离攻击范围内。自五月开始的对日本本土大规模持续轰炸，使日本的民心，士气和生产都受到沉重打击。一九四五年日本生产总指数仅达一九三七年的57％，从一九四四年到一九四五年，日本的飞机产量从28392架，下降到609架，造船从158.4万吨下降到49万吨（17）。一度张牙舞爪的日本法西斯现已走到穷途末路，失败的命运已成定局。这时，美国当局就越来越不愿意苏联出兵参加对日作战。在波茨坦会议前的一次参谋长联席会议上，李海将军提出，在对日作战中，不仅英国人的援助是讨人嫌的，而且“俄国人的援助看来也无必要。”海军上将金也认为，“俄国人并非是必不可少的，”“我们单独就干得了。（18）”而且，德国投降后，国际政治发生了重大变化。为争夺胜利果实而出现的美苏斗争日益尖锐。这时，靠谁打败日本，如何打败日本就不仅是军事问题，而且是个重要的政治问题了。如果说以前美国要求苏联出兵主要出于军事上的考虑，那么，这时美国不愿要苏联出兵则主要出于政治上的打算了。在波茨坦，马歇尔曾对陆军部长史汀生说，“原子弹使俄国变得不需要了。不过不管需要还是不需要，俄国会开进满洲，并且拿走他们想要的一切。（19）”贝尔纳斯也承认，“如果苏联决定不参加战争的话，我一定会感到满意。”并说，“我当时就害怕如果红军进入满洲时不知要变成什么样。（20）”显然，这时是否要苏联出兵参战直接关系到对日作战的主动权落入谁手，也就是关系到战后胜利果实的分配。因此，为了排斥苏联战后对远东的影响，美国当局采取一切手段来阻止苏联参加对日作战。
    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美国军方放弃他们关于利用西伯利亚作为空军基地的计划，并决定不分散海军力量去执行在日本北面开辟海路的任务。这意味苏联和日本开战后，美国海军将不保证继续运送军需品给远东的红军（21）。也就是不再执行一九四四年十月美国向斯大林保证的苏军参加对日作战后继续向苏联提供物资援助的计划。同时，美国当局又利用七月初开始的中苏关于执行雅尔塔秘密协议的谈判，拖延苏联出兵的日期。因为斯大林曾对霍普金斯说过，“俄国人民须有参加对日作战的充分理由，而且这取决于中国方面愿意接受雅尔塔会议上所作的建议（22）。”在波茨坦会议期间，苏军参谋长安东诺夫也对美国军方首脑说，苏联军队确切的行动日期“将要取决于同中国方面的谈判何时能圆满结束而定。（23）”因此贝尔纳斯认为，“如果斯大林和蒋（介石）还在谈判，这可能会推迟苏联参战。（24）”杜鲁门也同意这种看法，所以尽管他“对宋子文和斯大林之间的恢复谈判并不抱太大的希望。（25）”但他却在七月二十三日致电蒋介石，表示“希望派宋（子文）回莫斯科继续努力，以便达到完全谅解。”同时还强调，“我请您执行雅尔塔协定，但未请您作出超过那个协定的让步。（26）”八月五日，又指示贝尔纳斯给驻苏大使哈里曼发出指令，“要求中苏之间不能达成进一步使中国让步的协议，因为这将对我们的利益起不利的影响。（27）”总之，就是要使斯大林和他的军事计划纠缠在漫长而无结果的中苏谈判中。当七月二十九日斯大林通过莫洛托夫向杜鲁门提出：要求美国和盟国正式邀请苏联参战时，杜鲁门却认为，“美国和盟国当然没有义务来替俄国找理由和日本决裂。（28）”因此他含糊其词地答复斯大林，“在我看来，根据上述莫斯科宣言（即一九四三年十月外长宣言）的条款和（联合国）宪章规定，苏联表示它愿意同目前在对日作战的其它大国进行磋商和合作，以便代表国际社会采取共同行动来维护和平与安全，将是适当的。（29）”而不愿对苏联参战发出正式邀请，其目的就是“不愿意俄国分享我们长期艰苦和英勇作战而取得的果实。（30）”换言之，即企图独占远东和太平洋战争的胜利果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