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重视“直接研究材料”和问题之“新陈代谢”。傅氏指出：“凡能直接研究材料，便进步。凡间接研究前人所研究或前人所创造之系统，而不繁丰细密的参照所包含的事实，便倒退。”(66)傅氏将以上研究分别区分为“科学的研究”与“书院学究式的研究”。(67)傅氏举例说明：“以《说文》为本体，为究竟，去作研究的文字学，是书院学究的作为。仅以《说文》为材料之一种，能充量的辨别着去用一切材料，如金文、甲骨文等，因而成就的文字学，乃是科学的研究。”(68)傅氏《民族与古代中国史》一书中，以上学术思想颇为明显。诸如《姜原》一文，傅氏结合《吕刑》及彝铭资料，以证“姜之原始不是诸夏”(69)，进一步申论“姜本西戎，与周密迩，又为姻戚，惟并不是中国”(70)之论点。又如，傅氏举证“鬼方之鬼，在殷墟文字中或从人，或从女。……殷墟文字中出现羌字之从人，与未出现从女之姜字，在当时或未必有很大的分别”(71)，批驳以往的学者往往将周代女子称姓的习俗解释为“姓由母系的缘故”，“实在是拿着小篆解字源之错误”(72)，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推论“女子称姓之习惯，在商代或者未必这样谨严”，以证“姜羌为一字”。(73)又如，傅氏在一一举证《春秋》、《孟子》、《周官》三书所记五等爵旧说，与《尚书》、《诗》“不合”(74)，“以常情推之亦不可通”(75)的同时，更进一步结合青铜器铭文资料，以证以上文献中出现的所谓“爵”名，与旧的“五等爵说绝不合”。(76)不惟如此，傅氏还结合新旧材料，另从语言学角度对旧说所谓五等爵的公、侯、伯、子、男进行重新解释，以证“五等爵之本由后人拼凑而成，古无此整齐之制”。(77)综上可知，傅氏结合新材料对以上问题所作“科学的研究”，和以往“书院学究式的研究”的研究相比，无疑具有明显的创始性与突破性。
    傅氏强调：“科学研究中的题目是事实之汇集，因事实之研究而更产生别个题目。所以有些从前世传来的题目经过若干时期，不是被解决了，乃使被解散了，因为新的事实证明了旧来问题不成问题，这样的问题不管他困了多少年的学者，一经为后来发见的事实所不许之后，自然失了他成为问题的地位。破坏了遗传的问题，解决了事实逼出来的问题，这学问自然进步。……一种学问中的题目能够新陈代谢，则所得结论可以层层堆积上去，即使年代久远，堆积众多，究竟不觉得累赘，还可以到处出来新路……如果永远盘桓于流传的问题，旧题不下世，新题不出生，则结果直是旋风舞而已……换言之，无后世的题目，或者是自缚的题目，遂至于这些学问不见奔驰的发展，只表黄昏的残缺。”(78)实际上，傅氏以上表达的主题思想，就是强调学术研究的创新与突破，反对抱残守缺，浅尝辄止和低水平重复。以上学术思想贯穿于《民族与古代中国史》全书，并构成该书颇具鲜明的又一特色。诸如其所论三代时期的民族构成关系，姜、羌关系及羌族流徙，周初封建及东方地区殷遗民的统治，大东、小东地望及周初鲁、齐、燕封地，文献中的所谓五等爵诸问题，皆为在新的学术背景下提出的崭新学术命题，并长期受到学术界的高度重视。如张光直先生评说：“《夷夏东西说》不是很长的一篇文章，但是有了这篇文章以后，历史学家看中国历史便有了一个与前不同的角度”(79)，“他的东西系统成为一个解释整个中国大陆古史的一把总钥匙”。(80)又如傅氏《姜原》一文发表之前，王国维先生仅仅简略言及：“男子称氏，女子称姓，此周之通制也。上古无姓者，有之惟一姜嫄者，周之妣，而其名出于周人之口者也……虽不敢谓殷以前无女姓之制，然女子不以姓称，固事实也。”(81)以后，徐中舒先生亦曾从语言学角度论及羌与姜相关问题：“羌与姜字皆从羊，他们原是农业与牧业相结合的部族。羌从羊从儿，这是氏族制在文字中的反映，故《说文》以为羊种。姜从羊从女，这是家族制在文字中的反映。姓是中国家族制的产物，它首先是在羌族中完成的”。(82)在某种意义上而论，徐氏以上推论，尽管与傅氏的某些解释并不完全一致，但受到傅氏的影响，则是完全有可能的。傅氏《大东小东说》发表后，亦引起学术界的高度重视。诸如徐中舒先生考察殷、周之际史迹时讲道：“《史记·周本纪》及《鲁周公世家》谓武王克殷，即封弟周公旦于曲阜曰鲁，其说至不足据。盖武庚未灭以前，殷人犹居朝歌，周人决不能越其地而有鲁。傅孟真《大东小东说》以为二南当在成周之南，今河南鲁山县及其近地，即鲁初封之邑。今河南郾城、召陵诸地，即燕召公初封之邑。以二南所咏之地证之，其说甚是。”(83)傅氏《论所谓五等爵》一文发表后不久，董作宾先生则直言其《五等爵在殷商》一文的著述缘起：“近傅孟真先生函询公、侯、伯、子、男五字在甲骨文中出现之次数，余乃嘱胡厚宣君一一辑录之，稍加理董，以成此文”。(84)董氏结合甲骨文资料，对卜辞中公、侯、伯、子、男五字逐一进行解析：“卜辞中所有之公字，尚无作‘五等爵’中公侯之‘公’解者”(85)，“伯与侯，均为殷代封建之制……非如春秋时代侯伯名义，可相混淆”(86)，“子在卜辞中最多见……一曰干支字，二曰地名字，三曰妇子字，四曰贞人字，五曰王子字，六曰封爵字”(87)，“男字在卜辞凡三见……三辞之男字皆可作‘男’爵解”。(88)郭沫若先生则结合金文资料论及：“五等爵禄实周末儒者托古改制之所为，盖因旧有之名称而赋之以等级也”。(89)显然，董、郭二氏的研究是对傅氏提出问题的进一步深化。综上可知，傅氏以上研究，重视问题之“新陈代谢”，其善于提出全新的命题并进行科学的研究，从而使其古史研究建立在崭新的起点和崇高的水准之上，对中国新史学的发展与繁荣起到了积极的先导作用。
    二、《民族与古代中国史》的若干质疑与批判
    综前所论，在《民族与古代史》的撰述过程中，傅斯年逐渐建立起了颇为崭新、独到的学术思想体系，因而使该书呈现出颇为鲜明的学术特色。然而，通读《民族与古代中国史》一书，则不难发现，傅氏的民族与古代中国史研究，又不时与其部分学术主张，屡相矛盾，加上固有的时代局限，傅氏《民族与古代中国史》一书中屡屡暴露出某些缺陷与不足，部分学术观点日渐引起学术界的质疑与批判。兹略举数例，加以说明。
    (一)设定、假定先入为主，推论多于考证。
    傅氏历来主张：“一分材料出一分货，十分材料出十分货，没有材料便不出货。……推论是危险的事，以假设为可能为当然是不诚信的事。”(90)傅氏这一主张和近代以来部分历史学家的观点，不谋而合。梁启超先生曾言：“史料为史之组织细胞，史料不具或不确，则无复史之可言。”(91)又说，“时代愈远，则遗失史料愈多，而可征信者愈少。”(92)徐中舒先生亦有类似的表述：“史之良窳率以史料为准，史家不能无史料而为史，犹巧妇不能无米而为炊。”(93)总体而论，以上观点是有道理的。然《民族与古代史》一书，傅氏在史料不足征的情况下，屡屡先入为主地进行设定、假定，由于推论多于考证，部分学术论点，疑问重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