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1)王国维：《观堂集林》第二册卷十《史林二》，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473～474页。
    (82)徐中舒：《巴蜀文化续论》，《四川大学学报》1960年第1期。
    (83)(93)(104)(105)(106)徐中舒：《殷周之际史迹之检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七本第二分，1936年。
    (84)(85)(86)(87)(88)《董作宾先生全集》甲编《五等爵在殷商》，艺文印书馆1977年版，第885、886、892、892、901页。
    (89)郭沫若：《金文丛考·金文所无考》，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53页。
    (91)(92)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40、41页。
    (96)笔者曾结合文献和相关考古学资料考证，“文王、武王之世，周人的政治、军事势力仅局限于西土及中原一部分狭小区域。文王、武王之世，周人并未对南土地区进行政治、军事经营。文献所载文王、武王之世在南土进行政治、军事经营之事，多系讹传，而与西周初年的历史实际并不相符。”“武王之世今河南南阳、鲁山、郾城所处的南土地区，并非西周王朝政治地理的一部分，同样，武王也不可能将齐、鲁、燕三国封于成周东南的南土之境的外族土地上。”“齐、鲁、燕三国于武王之世并未得到封建。司马迁误记以上三国受封年代，傅先生又用徙封之说去加以调和，结果使三国封建的年代和地望问题，同周初的历史实际相去更远。”1996年6月，笔者于南开大学历史系师从朱凤瀚教授读博士，曾以《由员卣铭文论及西周王朝对南土经营的年代》为题，投寄《考古与文物》编辑部，虽然很快接到用稿通知，但一直到1999年5月笔者博士毕业一年之久方刊于是刊第3期。当时是刊据手写稿打印出的拙作校样，笔者并没有看到。文章发表后，方发现在排版和印刷过程中，一篇并不算太长的文章，文字错误百出，诸如“郭沫若”打成“郭沫苦”，令人哭笑不得，一篇早年自认为用功最深的短文，竟然成了十足的废文。时隔13个春秋，向学术界告知，以示对学术研究负责。幸好拙作收入笔者的博士论文《西周王朝经营四土研究》(中州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195～206页)。学界参阅拙作，恳请以该书为准。
    (101)李学勤：《从柞伯鼎铭谈〈世俘〉文例》，《江海学刊》2007年5期。
    (102)朱凤瀚：《柞伯鼎与周公南征》，《文物》2006年第5期。
    (113)《水经·清水注》引《纪年》：“周武王率西夷诸侯伐殷，败之于坶野。”《孟子·滕文公下》：“东面而征西夷怨。”
    (114)《公羊传》僖公四年：“南夷与北夷交，中国不绝若线。”
    (115)《史记·天官书》：“故北夷之气如群畜穹闾。”
    (116)杨向奎：《评傅孟真的〈夷夏东西说〉》，《夏史论丛》，齐鲁书社1985年版，第152页。
    (117)李学勤：《夏商周与山东》，《烟台大学学报》2002年第3期。
    (118)王建华：《〈新夷夏东西说〉商榷》，《东方论坛》2004年第1期。
    (119)《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二卷《十批判书·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页。
    (120)(121)顾颉刚：《当代中国史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36、124页。
    (123)魏源：《诗古微》上编之六·通论三颂《商颂鲁韩发微》，《魏源全集》第一册，岳麓书社2004年版，第325～330页。
    (124)梁启超：《古书真伪及其年代》，中华书局1955年版，第110页。
    (125)王国维：《古史新证-王国维最后的讲义》，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3页。
    (127)在傅氏《论所谓五等爵》一文发表后不久，钱穆先生于《燕京学报》1932年第11期发表《〈周官〉著作时代考》一文。钱氏从祀典、刑法、田制以及《周官》里的封建、军制、外族、丧葬、音乐几方面进行了精细的考证，得出《周官》成于战国晚期，且当在汉代以前的结论。其结论由于建立在严密的逻辑与确凿的材料的基础上，因而得到多数学者的认同。
    (128)(129)傅斯年：《民族与古代中国史》附录四，胡适：《〈傅孟真先生集〉序》，第480页。
    (131)严耕望：《钱宾四先生与我》，台北“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序言第2页。
    (132)(133)桑兵：《晚清民国的国学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273、28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