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傅斯年古史的评价问题
    综前所论，傅斯年民族与古代中国史研究所取得卓越成就及其在古史研究中所暴露出的若干明显不足，直接牵涉到对傅氏史学的评价。迄今为止，学术界对傅氏史学的评判，并不一致，乃至颇为悬殊。胡适先生在为《傅孟真先生集》所作的序中，屡屡赞誉：“孟真这部遗集里……有许多继往开来的大文章”(128)，盛赞傅氏是“一位能继往开来的伟大学人。”(129)何兹全先生也高度评价：“就这一本未完成的书之已完成的几篇文章，已足以使傅斯年坐上二十世纪中国史学大师的宝座，享有大师荣誉。”(130)然值得注意的，胡氏为《傅孟真先生集》作序时对傅氏学术作出高度评价，一方面在于二者之间原有的师生关系，带有不少个人情感成分，再就是胡氏难免受序言体文风的影响，难免有更多的拔高溢美色彩。而何兹全先生则是傅氏高足，何氏为《民族与古代史》一书所作《前言》，同样也难免融入更多个人情感因素。
    事实上，早在何氏去世之前，即有学者指出，傅斯年和顾颉刚“对于近代史学倡导之功甚伟；惟精力瘁于领导，本人述作不免相应较弱。”(131)另有学者以为，“史语所的突出成就……多多少少放大了傅斯年学术理念的作用”(132)，“在追求‘科学的东方学之正统在中国’方面，傅斯年的实际做法与公开宣言之间也存在明显反差。”(133)以上评判，在我们今天看来，似乎亦并非毫无根据的一面之词。
    笔者以为，以上学者对傅斯年史学的评价，均未免失之偏颇。结合前文对《民族与古代中国史》一书的分析，笔者以为，对傅斯年古史研究的评价，大体可以获得以下基本认识：傅斯年是20世纪中国新史学的重要代表之一，作为学术界公认的史料派大师，其古史研究具有更为鲜明的学术特色。诸如其高度重视重视史料发掘、鉴别与应用，重视语言学的辅助作用及自然科学知识和方法理论的借鉴运用，重视“直接研究材料”和问题之“新陈代谢”，其对上古民族与历史问题的研究，无论就方法和论点，不仅具有鲜明的独到之处，更具有重要的学术前瞻性与开拓性。诸如《姜原》、《论所谓五等爵》等文，提出了超越前人的卓越学术见解，为科学的中国上古史的研究建立起崇高的学术水准和崭新的起点。傅氏的古史研究，也明显具有一定的时代局限和若干明显的不足，诸如存在设定、假定先入为主，推论多于考证，缺乏科学的历史观念，概念含混，学理逻辑矛盾，史料鉴别、审查存在缺失，材料运用偶失恰当等明显的缺陷和不足，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其古史研究的科学性与所作结论的可信性。诸如随着田野考古资料的日臻丰富、文化人类学的蓬勃发展与上古史研究的日臻深入，傅氏的“夷夏东西说”、“大东小东说”等论点，不断引起中外学术界的质疑乃至批判。在新的学术背景下，科学理性地审视傅氏古史研究，有助于中国史学的繁荣与进一步深化。
    注释：
    ①傅先生在《夷夏东西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外编第一种《庆祝蔡元培先生六十五岁论文集》，1933年)一文的《前言》中说，“这一篇文是我在‘九·一八’以前所作《民族与古代中国史》一书中的三章。”以后，在《周东封与殷遗民》(《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四本第三分，1934年)一文《前言》中又说：“此我所著《古代中国与民族》一书中之一章也。”《东北史纲》第一卷(北平：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32年)中，傅先生言及：“商之起源当在今河北东北，暨于济水入海处，此说见吾所著《民族与古代中国史》一书，二月后出版。”何兹全先生结合以上三条材料说：“《民族与古代中国史》和《古代中国和民族》是一书的异名，绝不会是两部书。书在未杀青定稿之前，对书名作些考虑是正常的。……《民族与古代中国史》使用在后。傅斯年对这可能是有考虑的，可能认为用《民族与古代中国史》好。”参见何兹全：《傅斯年的史学思想和史学著作》，《历史研究》2000年第4期。
    ②⑤(130)何兹全：《傅斯年的史学思想和史学著作》，《历史研究》2000年第4期。
    ③陈峰：《傅斯年、史语所与现代中国史学潮流的离合》，《清华大学学报》2010年第3期。
    ④岳南：《陈寅恪与傅斯年》，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99页。
    ⑥⑦⑧⑨⑩(11)(12)(13)(14)(15)(16)(17)(18)(19)(20)(21)(22)(23)(24)(25)(26)(27)(28)(29)(30)(32)(33)(34)(35)(36)(39)(40)(41)(43)(44)(45)(46)(47)(48)(49)(50)(51)(52)(53)(55)(56)(57)(58)(59)(60)(61)(62)(63)(64)(65)(66)(67)(68)(69)(70)(71)(72)(73)(74)(75)(76)(77)(78)(90)(94)(95)(97)(98)(99)(100)(103)(107)(108)(109)(111)(112)(122)(126)傅斯年：《民族与古代中国史》，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420～421、421、422、4、18、14、4、13、456、48、48、63、63、66、66～67、69、69、89、89、24、24、24、51、51、449～450、20、20、102、105、448、13、14、14、76、76、105、110、20、21、21、80、80、105、105、420、472、477、53～54、56、56、166、338、338、338、338～339、469、469、469、67、66～67、68、68、68、91～93、93、93、93、469～470、475、80、80、80、80、81、81～82、82、85、82、24、40、40、14、91页。
    (31)王国维；《最近二、三十年中国新发见之学问》，《王国维遗书》(五)《静庵文集续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65页。
    (37)孙钦善：《中国古典文献学史》下册，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836页。
    (38)郝懿行：《晒书堂集》卷二《又与王伯申学使书》，顾廷龙主编《续修四库全书》第1481册《集部·别集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450页。
    (42)(110)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中国考古学·夏商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69页，第24页。
    (54)李峻之先生批判钱穆考证历史地名，证据薄弱，不少结论难免主观武断。转引自钱穆：《重答李竣之君对余〈周初地理考〉之驳难》，《古史地理论丛》，三联书店2004年版，第188页。
    (79)(80)韩复智主编，台北市中国上古秦汉学会，1995年发行，《傅斯年董作宾百岁纪念专刊》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