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后，英、法、美等国的绥靖主义者一贯推行“祸水东引”的政策所造成的复杂的国际环境和心理状态，使斯大林的这种态度还有某些合理的基础的话，那未，当苏联自己的军事首脑和情报机关向斯大林报告，德军在苏联西部边界调动频繁，并对德国飞机飞越苏联领空表示不安后，斯大林仍不相信“入侵”迫在眉睫，拒绝采取异常紧急的防卫措施，反而说：“我们不应当上敌人挑拨的当，不应当上德国讹诈的当”。⑥他的这种态度显然就是难以理解的了。一个杰出的军事统帅当然应该有自己坚定可靠的判断，不为外来的挑拨和激怒所动摇，但不等于完全拒绝考虑和考察各种军事和政治情报的可靠性与可能性，以采取相应的预防措施。但是，斯大林因为相信希特勒不会立即进攻苏联，而他自己也决心要尽一切努力来推迟德苏战争的爆发，以便赢得更多的准备时间，以致拒绝采取可能触动德国法西斯神经的任何微小的警戒行动。
    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事情发展到令人十分痛心和难以容忍的地步。从1941年5月15日起，对于苏德关系迅速演化感到非常不安的一些苏联军事领导人，瞒着政府进行反对德国侵略的准备。他们调动部队占领前沿防线。六月份科涅夫的部队被调往靠近乌克兰的高加索北部。六月十日基辅军区的部队开始占领没有完成的防御工事线。而中央知道这个最新措施后，却下了一道紧急命令：“立即取消这些措施并查清发布这一专横命令者的名字”。⑦如此，一些部队又被调回到原来的驻地，而后来正是这些部队被德军轻易地包围了。⑧1941年6月14日， 各国报纸充满关于德苏冲突迫在眉睫的消息，苏联报纸却发表一份塔斯社公报，承认德军在苏联边界频繁调动，但又指出这些调动与最终损害德苏条约一点没有联系，重申苏联认为这些调动完全是正常的，相信德国将忠于德苏条约，公报中再次出现要人民警惕“挑衅”的语言。这样的公报对苏联人民无疑起了瓦解士气的作用。六月上半月，苏联人民日益显露出不安的情绪，自发地动员起来，几乎普遍中止了休假，军队领导人不再离开部队，并积极准备迎击侵略。但六月十四日以后，政府却有意在群众中培植一种与世界紧张局势形成鲜明对照的乐观情绪。六月十九日的《真理报》社论还在对劳动人民的夏季度假表示祝福。同一天，莫斯科更关心当时的足球赛而不是苏德战争的即将爆发。六月二十二日这一天，莫林科仍不乏平静，《真理报》仍在关心着莱蒙托夫百周年纪念日，并发表《人民关心学校》的社论。⑨
    就在这种盲目乐观和麻痹情绪下，六月二十二日凌晨三点左右，德国师团越过苏联的西部边界，苏联领导人又突然慌乱不安起来。遭到突然袭击的边区军队首脑们及时请求中央指示，却没有人及时回答。直到早晨七点，即德军入侵三小时之后，才由国防人民委员发布第一个非常有限的抵抗命令，因为这个命令仍未授权航空部队射击一百到一百五十公里以外的敌机。而斯大林听了“入侵”的消息报告以后，仍不严重对待这个报告，把它斥之为“挑拨者传播的谎言”，直到中午，这个新闻被无数的苏联消息所证实后，他又显得惊慌失措，惊叹“列宁创建的苏维埃祖国，在我们手中永远丢失了”，⑩几天内闭门不出，人们得不到他的指示，看不出他对事态的反应。这一天，只有外交部长莫洛托夫通过电台发表了一个简短的号召抗击侵略者的讲话。（11）以致当天傍晚就有一百个机场和一千多架飞机被敌军击毁。战争的头几周，就有包括冶金、机械工业、农业装备、化学和食品在内的31850 个大型企业、1135个矿山、61个电站、65000公里铁路、98000个集体农庄、1876个国营农场、2890个机器拖拉机站和8800万人口落入敌手。（12）虽然六月二十三日立刻建立了反击侵略的总司令部，六月二十四日成立了疏散委员会，六月三十日成立了以斯大林为首的国防委员会，组织疏散和重新采取防卫措施做得比较出色，但在总的战略地位上仍然处于极端被动的境遇。而上述巨大的物质损失，不仅大大削弱了苏联人民反法西斯侵略的力量，也无可否认地影响了军民的士气。
    人类军事史上当然没有常胜将军，不管多么伟大的军事天才，总不免有失算之处。但人们要问，苏德战争初期苏联领导人为什么弄到如此被动的地步？这决不能以领导人的偶而失误来解答，应当更多地从其它方面来分析其原因，吸取教训。
    斯大林除了对希特勒的侵苏时间估计失误以外，还曾固执地坚持自己的军事概念：第一，他认为战斗决不会再在苏联领土上发生，因而苏联决不会成为侵略的目标；第二，如果发生战争，他应该是“进攻者”，而不能是“被袭击者”，因而苏联应当打进攻战，而不应打防御战。斯大林确信他能够实行主动攻击，故把苏联的一切军事技术和军队部署都按进攻方针来安排，未作保卫苏联领土的预想；第三，斯大林设想，如果西方列强对苏联发动入侵，侵略者将被西方无产阶级的起义所推翻，因为他们不会容忍社会主义的苏联遭到进攻。斯大林的这种军事概念，在1937年以前即为苏联某些高级将领首先是屠哈切夫斯基所不取。屠哈切夫斯基等人被错误处决以后，很少有军事领导人再怀疑斯大林的这种军事艺术思想。（13）斯大林也更固执地贯彻这种思想。当法西斯军队突入苏联，完全打破了斯大林的这种军事概念后，他就茫然不知所措，一时大为沮丧。（14）
    法西斯入侵前夕，斯大林的失算和坚持不符合实际的概念之所以未能及时获得纠正，与二十年代以来，苏联党内培植起来的对他的个人崇拜气候亦有关，特别是在三十年代肃反扩大化的错误中，不少老布尔什维克革命者都被错误处决，造成人人自危的心理，一些剩存的高级领导人都以小心谨慎不顶撞斯大林为上策，因而把一切权力都交给他，斯大林也就在任何事件上都享有不容争辩的权威。在战争准备上也不例外，斯大林的意见和态度是决定性的不容更改的。而他作为当时党的最高领导人，一旦发生指挥错误，就必然形成全局性的灾难。
    苏联领导人在战略估量上的失误所造成的被动局面，也在苏军指挥员作战经验和技术战术的相对薄弱上反映出来。这正是德国法西斯侵苏初期苏联严重失利的原因之一。斯大林在谈到红军拥有消灭德国法西斯军队的一切必要条件时，承认“所缺少的只有一点，这就是为反对敌人而充分利用我们祖国所供给的头等技术装备的本领”，因此他号召全军士兵“学习军事，顽强地学习，熟练地掌握自己的武器，成为本行的能手”。（15）遗憾的是，形成当时苏军军事素质薄弱的主要原因有二：一是没有能及早抓紧现代化军事教育和训练工作，因为错误的估计有苏德条约作保证，德国法西斯不会过早地发动侵苏战争；二是三十年代肃反扩大化所造成的恶果。肃反扩大化的后果之一是，从军队中排除了大批有经验的军事指挥员，而代之以一些年轻的军官。后来由于战争的急切需要，不得不从劳改营中将一批军官调回军队任职，投入战斗。这些人出于对列宁的党和苏维埃祖国的忠诚的爱，仍然是勇敢作战的，但他们毕竟是一些在肉体和精神上都受到严重挫伤的人，除此以外，则由一批刚从军事学校毕业出来的军官补充在指挥岗位上。苏德战争初期，苏联军队中只有百分之十的军官受过高等军事教育，百分之三十七的军官还没有受完中等军事教育，百分之七十五的军官和政治委员刚任职不过一年而已。（16）至于肃反扩大化中由于不少高级将领被错误处决，因而削弱了苏军在战略和战役指挥上的能力更是明显可见的后果。在三十年代的肃反扩大化中，苏联军队遭受的损失最大。一大批经过革命战争和国内战争考验的优秀高级将领被错误处决。当时苏联五个元帅中的三个元帅，十六个陆军司令员中的十四个司令员，全国仅有的八个海军上将，六十七个军长中的六十个军长，一百九十九个师长中的一百三十六个师长，三百九十七个旅长中的二百二十一个旅长，都在肃反扩大化中死去了。十一个副国防人民委员以及最高军事委员会八十个委员中的七十五个委员也被清洗了。约占军官总数百分之五十的三万五千个军官都以这样或那样方式受到肃反扩大化的影响。（17）苏联内战英雄、苏军参谋长、国防人民委员会副主席、曾使帝国主义军队望而生畏的屠哈切夫斯基元帅竟在一次秘密审判中被错误地当作德、日法西斯的代理人而处决了。（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