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不少中国世界古代史学者的观念中，至少从大流土改革后，波斯帝国是一个典型的专制主义王权统治的国家。颇为权威的《世界上古史纲》认为，大流士改革的基本目标，是“加强中央集权，实现专制统治”，并且把省作为“专制君主对被征服地区实行直接统治和压迫剥削的单位”。①李铁匠从波斯人历史发展的角度解释波斯帝国的专制，作为“囊括整个古代近东的奴隶制大帝国。原先的行政管理机构是注定要灭亡的。加强中央集权的改革，绝不会因为巴尔迪亚被杀而停止”。“大流士通过改革国家的行政机构，把全国的行政、军事、监察、司法大权都集中到国王一人手中，加强了中央集权的统治。”并且把薛西斯之后军政分治原则的破坏以及缺乏王位继承法，作为波斯帝国中央集权衰落的重要原因。②在中国颇为流行的吴于廑、齐世荣总主编的《世界史》(古代史编上卷)也认为，大流士的改革“确立了君主专制，加强了国王的权力，调整了国王与贵族的关系”。③笔者本人也曾认为，波斯帝国是一个典型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帝国。④
    应当承认，有关古代波斯专制的一般印象，并不只是从近代开始。在某种程度上，它是古代波斯和希腊留给我们的遗产。波斯国王们自己就曾宣称，他们是帝国的统治者和立法者，军队和行政权都隶属于国王，政令通行全国。大流士在自己的铭文中就宣称，“我统治他们，他们向我交纳贡赋。凡我对他们所下的命令，他们都执行；凡我制定的法律，他们也都遵守。”他的儿子兼王位继承人薛西斯的说法几乎一字不差。⑤早在公元前5世纪前期，埃斯库罗斯的悲剧《波斯人》就已经把波斯大王薛西斯的专制政体与希腊城邦的民主政体作为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种制度对立起来。希罗多德的历史，也不止一处地把那场冲突作为波斯人的奴役与希腊人的自由、责任之间的对抗。在大流士政变后讨论波斯应当采用何种政体的辩论中，大流士支持的君主制，也以国王一人独揽大权为特征。⑥虽然据此强调希腊人的东方主义不免赋予古人过多的现代色彩，⑦但在希腊人心目中，波斯确实以君主专制统治为基本特征。亚里士多德关于蛮族较希腊人富于奴性，而亚洲人尤其富于奴性的说法，很大程度上以他对波斯帝国的印象为基础。近代以来，黑格尔有关东方只有一人自由、希腊和罗马部分人自由的理论，以及西方的殖民主义传统，更让波斯专制，相应地应当受到批判和鄙薄、并且必然会走向衰落的观念，深入人心。
    可是，此类说法在当代西方学者中似乎并不流行。奥姆斯特德的《波斯帝国史》长期是西方学术界关于波斯帝国的标准著作。虽然作者在书中多次论及波斯国王的权威，但似乎并未对波斯王权做出定性论述，更没有强调波斯中央集权的性质。⑧库克一定程度上承认波斯国王的专制，但他似乎并不认为波斯帝国能够实行中央集权的统治，反而强调作为一个范围广大的帝国，波斯政治的日常运作，必然以对地方习俗的高度宽容为特征。⑨布里昂详尽讨论了波斯国王的权威，强调了波斯大王对贵族和总督的权力，但他笔下的波斯帝国是否能够算得上中央集权的专制帝国，则疑问不少。他承认国王权力至高无上，但国王的权力到总督为止。作为一个帝国，他更重视波斯作为军事行政联合体的特性，从语言、习俗、法律的多样性等多个方面，强调波斯统治的基本特征，是对被征服地区习俗和制度的高度尊重。波斯后来的失败，也与波斯帝国的拼盘式体制有关。⑩例外的是库尔特。她明确宣布，“国王是一个绝对君主：所有人都臣服于他的权力和他的法律。但那并不意味着他用专断的方式行使权力。”(11)作为证据，她提到波斯国王对贵族和总督的权力，认为他们都是国王的仆人(bandaka)，而且这种关系并不只是存在于观念上，而是存在于实际中。同理，总督对于行省中共同体的权力，如同国王对于总督的权威，是绝对的。因此，对于那些以强调波斯尊重被征服地区习俗而否认波斯是统一的集权帝国的观点，库尔特明显抱着怀疑态度。她指出，虽然波斯的制度很大程度上依靠与地方掌权者的合作，但波斯行省内部政治结构的多样性，并不意味着“波斯人满足于安坐在他们的总督府中，接受贡金，让当地的统治者几乎不受干涉地管理他们自己”，实际情形正好相反，当地统治者依赖波斯总督的支持，一旦他们的权威威胁到波斯的统治，权力就会被剥夺。因此，波斯人对当地传统的利用，是为了“更灵活地行使权力，而且他们与自己的臣民互动频繁”。(12)然而，她的目标是希望解构因重视波斯尊重地方传统导致的视波斯帝国软弱不堪的错误印象，因此不免有以强调波斯人的整合能力来夸大帝国统一与强盛的嫌疑，“波斯帝国巨大的社会—文化多样性，不应误导我们把它作为一个软弱而不稳定的结构。它生存的时间长度本身，以及亚历山大的继承人、塞琉古王朝(公元前311—前146年)能够利用阿契美尼王朝的制度来控制他们自己庞大的领土，是波斯国王们演化出来的制度成功的标尺。”(13)
    西方学者的讨论提醒我们，在东西方有关专制主义的概念中，存在着些微差异。在西方，专制主义主要指国王大权独揽。从这个意义上说，波斯是一个专制主义国家。而在中国学者的概念中，专制主义不但表示君主独裁，更与中央集权联系在一起。似乎古代所有的大帝国，不仅是专制的，而且都是中央集权的。然而，就波斯帝国而论，国人关于波斯专制和中央集权的印象，主要来自所谓的大流士改革。可是，今天的学术已经表明，传统归于大流士的某些措施，可能是后来的虚构。有些实际存在的措施，在政治现实中的实践可能也更为复杂。用吴于廑先生关于世界史研究方法的标尺衡量，则我们目前对于波斯帝国历史的认识，长期以来只注意了“眼在远处”，重视波斯国王作为专制君主的一般特征，而忽视了“手在细处”，对波斯国王在政治实践中如何实现自己的权力，国王与总督的关系，以及中央政权与地方共同体的关系，重视不够，视野虽足够开阔，研究却不够具体，未能遵循“从事历史学任何一个分支学科研究者能够取得成绩的必由之径”。(14)因此，时至今日，国人对古代史上这个非常重要帝国的研究，仍然停留在相当粗浅的表层。本文的意图是希望通过对波斯国王、总督和地方共同体具体权力和权利的探讨，勾勒出波斯帝国内部政治运行的大体轮廓，进而对古代帝国实现其统治的方式提出某些初步认识。(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