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释：
    ①《世界上古史纲》编写组：《世界上古史纲》(上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226—227页。
    ②李铁匠：《古代伊朗历史与文化纲》，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00—101页。
    ③吴于廑、齐世荣总主编，刘家和、王敦书主编：《世界史》(古代史编上卷)，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185页。由齐世荣总主编、杨共乐、彭小瑜主编的《世界史》(古代卷，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大体继承了这个看法，认为大流土改革“加强王权，确立了君主专制的统治形式”(第88页)。
    ④晏绍祥：《世界上古史纲》，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07页。
    ⑤李铁匠编译：《古代伊朗史料选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年，第51、56页。
    ⑥关于希罗多德这段记载的讨论及其与波斯历史的关系，请见笔者已出版的《西方历史中的古典民主与共和传统》(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2章。
    ⑦关于希腊人的东方主义，见黄洋：《古代希腊罗马文明的东方想象》，《历史研究》，2006年第1期。
    ⑧［美］奥姆斯特德著，李铁匠译：《波斯帝国史》，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0年。其中第9章至第15章讨论了波斯王权的方方面面，但并未给出一个确定的答案。
    ⑨J. M. Cook, The Persian Empire, London: J. M. Dent and Sons, 1983, p. 76.
    ⑩Pierre Briant, From Cyrus to Alexander, trans. by Peter T. Daniels, Winona Lake, Indianna: Eisenbrauns, 2002, pp. 165-511.
    (11)Amelie Kuhrt, The Ancient Near East, Vol. 2,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5, p. 681.
    (12)Amelie Kuhrt, The Ancient Near East, Vol. 2, p. 697 and 699.
    (13)Amelie Kuhrt, The Ancient Near East, Vol. 2, p. 701.
    (14)吴于廑：《吴于廑学术论著自选集》，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50—51页。
    (15)遗憾的是，波斯人自己缺乏对他们的制度和历史的系统叙述，我们关于波斯帝国历史的资料，大多来自希腊人的记载，而且局限于帝国西部行省，不可避免地带有希腊人的偏见。不过，希腊人中有些人到过波斯(如色诺芬和希罗多德)，有些人则在波斯生活过相当时间(如宫廷御医克泰西亚斯)，有些则源自希腊人与波斯人的直接交往(如希罗多德的有关记载)。在缺乏波斯语资料的情况下，这些史料也能够部分说明问题。
    (16)李铁匠：《古代伊朗史料选辑》，第35—36页。
    (17)Aeschylus, The Persians, 211-214.
    (18)［古希腊］色诺芬著，沈默译笺：《居鲁士的教育》，北京：华夏出版社，2007年，第408—471页。
    (19)关于波斯国王的权威，请见John Boardman et al. eds., The 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 Vol. 4, 2[nd] e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 pp. 79-84; Pierre Briant, From Cyrus to Alexander, pp. 255-375。
    (20)希罗多德曾提到，大流士夺取权力后，7位参与政变的贵族曾约定，国王以后只能从他们7家中选择妻子。若果真如此，则表明至少某些贵族享有特权。但大流士本人似乎并未遵守这个约定。他大群的妻子中，固然有欧塔涅斯(七人之一)和戈布吕亚斯(也是七人之一)的女儿，还有已故埃及法老的女儿，但地位最重要的分别是居鲁士的女儿、巴尔狄亚的孙女和居鲁士的侄女，即选择在王室内部通婚，避免王权旁落。同时，也通过他与居鲁士女儿的婚姻，与居鲁士的血统联系起来。后来的波斯国王也大多与自己的姊妹、女儿结婚，目的无疑与大流士类似。见黄洋、赵立行、金寿福：《世界古代中世纪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83页；Amelie Kuhrt, The Ancient Near East, Vol. 2, p. 687; Jack Martin Balcer, Sparda by the Bitter Sea, Chico: Scholar's Press, 1984, pp. 153-154。
    (21)李铁匠：《古代伊朗史料选辑》，第54—55页。
    (22)为传播国王的权力和威名，波斯帝国利用当时可能利用的一切手段来创造国王的形象，犹如近代法国的法国大臣科伯特等人打造路易十四的形象一样，波斯国王的形象，也经过多方包装。有关论述请见Pierre Briant, From Cyrus to Alexander, pp. 165-254。
    (23)大流士的原话是：“王中之王大流士、叙斯塔斯佩斯之子，致他的仆人(doulos)伽达塔斯”。有关该词的讨论，见Amelie Kuhrt, The Ancient Near East, Vol. 2, p. 699; Simon Hornblower, "Persia", in John Boardman et al. eds., The 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 Vol. 6, e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p. 54。布里昂用“家臣”(Househould staff)来称呼这些大臣，请见Pierre Briant, From Cyrus to Alexander, pp. 258-262; 324-325。
    (24)曾有学者推测，波斯国王身边可能有一个常设机构议事会，由7人组成，并且把这个议事会与大流士政变时的7个阴谋者联系起来。国王遇有重大事情，需要与这个议事会讨论。但希罗多德提供的有限的几次御前会议的情况，似乎并非如此，因为他的成员并不固定，每次的出席者都会根据当时的需要有所不同，也许它不过是碰巧当时与国王在一起的人进行讨论的场所。但有关公元前480年是否发动入侵的讨论，表明无论其他贵族发表什么意见，其最终的决定权都在国王。因此，即使有这样一个机构存在，它也并非贵族制约王权的常规机关。所谓波斯法官的处境类似。虽然希罗多德提到，这些法官终身任职，除非犯罪，否则国王无权撤换或惩罚。但法官们就冈比西斯欲娶自己的妹妹为妻所发表的意见(在波斯，没有兄妹可以通婚的法律，但波斯法律同时规定，国王可以做他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实际上赞同了冈比西斯的做法)，表明法官们不愿触怒国王。另有史料表明，法官的任命、是否参与审判、是否留任、是否犯罪并接受惩罚，都由国王决定。法官在做出决定后，可能还需要向国王陈明理由。所以，他们也不足以制约国王的权威。当然，在进行统治时，国王必须仰赖贵族的支持，同时却又必须控制贵族的力量。在两者的关系中，同王似乎处于主导地位。见［古希腊］希罗多德著，王以铸译：《历史》(下册)，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355、466—477页；［古希腊］普鲁塔克著，席代岳译：《希腊罗马名人传》，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870—1871页；John Boardman et al. eds., The 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 Vol. 4, p. 83; Pierre Briant, From Cyrus to Alexander, pp. 128-129。
    (25)Lloyd Lelwellyn-Jones and James Robson, Ctesia's History Persica: Tales of Orient, London: Routledge, 2010, pp. 104, 187-190.
    (26)［古罗马］奈波斯著，刘君玲等译：《外族名将传》，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30—143页。
    (27)例如前述埃及反叛者伊那罗斯的命运。见Lloyd Lelwellyn-Jones and James Robson, Ctesia's History of Persia, pp. 188-189。
    (28)Pierre Briant, From Cyrus to Alexander, pp. 322-323.